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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改革開放的政治學邏輯
2019年06月27日 11:19 來源:《學海》2019年01期 作者:陳周旺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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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陳周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改革開放不僅締造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奇跡,更帶來了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變革,是中國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改革開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選擇存在什么必然聯系改革開放在哪些具體方面變革了國家治理模式這些都應置于中國政治發展的整體進程中來解答,從中發現改革開放的政治學邏輯。具體而言,可以進一步解析為國家治理轉型的“三重邏輯”,即歷史—價值邏輯、工具邏輯和動力邏輯。

  一、歷史-價值邏輯:從國家建設到社會建設

  社會發展必須遵循歷史規律。馬克思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惟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當然離不開中國社會的歷史現實和基本價值追求。這也決定了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重點,會因客觀歷史條件、發展戰略目標的不同而變化。這種重點變化的過程,既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反映,也是黨和國家治理社會的政策能夠隨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調適的表現。回溯過去,這一變化過程貫穿了一個基本的邏輯,那就是從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到社會建設三個階段有序、漸進地發展。林尚立指出“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一起,構成新時期中國國家建設的基本戰略框架。”每一個階段的演化,都體現出歷史條件變化和戰略選擇的相互影響,改革開放不僅典型地體現了這種相互影響關系,而且在這一歷史—價值邏輯的展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1.國家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首要的任務就是進行國家建設,恢復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軍力。新中國政權脫胎于生產力極端落后的舊社會,剛剛經歷了重大的革命戰爭,亟待建立強大的國家政權體系。根據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的觀點,這也是所有現代化國家開始政治發展的第一步。當時,國家建設不僅是迫切任務,也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經歷戰爭之后,我國已經擁有了一個團結而富有戰斗力的政黨組織、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建立了嚴格的自上而下的命令體制,這都十分有利于建設新的政權體系。

  對于一個新成立的國家而言,面臨兩個最重要的國家建設任務,一是民族建設,二是國家機構建設。民族建設就是通過落實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實現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共同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國家機構建設就是從上到下,建立一個完整的國家機構實體。最初建立的是軍隊、警察、司法等一系列強制機構,隨之形成的是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上海、北京、杭州、天津這些大城市相繼建立了居委會體系。這樣一來,國家便具備了自上而下最基本的控制和治理能力。

  與之相比,行政管理機構的建設進程更加復雜。一些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的行政體制已經足夠現代化,以至于新國家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這種觀點是非常片面的。事實上,不僅新國家應有新的行政管理機構,而且那些有所保留的傳統行政體制的改造,也因其過于早熟,顯得更加復雜,其過程存在不為人知的艱難。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管理機構的主要功能在于開發、控制和分配社會經濟資源,應隨經濟社會的變化適時調整,因此它的變化是最大的,且時刻需要變革,其重建與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已經超出國家建設這第一階段,而貫穿了整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程。

  毫無疑問,國家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繞開的第一步。缺乏強大的國家體制和軍事能力,就無法確保一個新生政權在和平環境下進行其他方面建設的可能。這一個階段的國家政權體系建設,使國家能夠集中社會資源,借助國家強制力,自上而下推動了重工業等關乎國家戰略的產業的發展,建立了健全的工業體系,為后來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

  2.經濟建設

  按照曼庫爾·奧爾森的理性選擇理論,權力必須造就繁榮,理性的政府都是“強化市場型政府”。國家政權建設,就是為達致社會繁榮創造條件。但是另一方面,國家建設的邏輯如果走到極端,容易形成國家對于社會的一元化支配,國家通過單位體制牢牢控制了資源的生產和分配。這時就必須實現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也就是從國家建設為主導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主導,這個轉型的過程,是以改革開放為引擎的。改革開放就是通過思想解放、制度解放來推動社會經濟的增長,實現社會財富的積累。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代價,相反國家建設是經濟建設的前提條件。同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是以國家建設的成就為基礎,也是對以國家建設為主導這一邏輯的重大變革,從觀念和方式上,都克服掉單一依賴國家力量來發展經濟、積累財富的模式。

  因此,經濟建設的重點,一方面是通過各種體制改革和政策實施來鼓勵商品經濟的發展,開放市場競爭,擴大對外貿易規模,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是更深層次的改革,那就是以“集權—放權”為主體的、對權力運作體制的改革。這樣一場改革是多方位、多層次的,既涉及國

  家和市場的關系,也涉及國家體制內部各權力主體關系的調整。從歷史邏輯上,經濟建設作為國家建設的后續,不能理解為對國家建設的否定,相反是國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權力關系的改革,不管是在哪一個層次上的調整,都是以提高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治理能力,作為改革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標準。

  3.社會建設

  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社會力量相應逐漸成長,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隨之逐漸涌現另一方面,單一依賴國家力量來進行社會治理已經超出了體制負荷,需要借助成長起來的社會力量來進行多元化的、立體的社會治理。1995年前后學術界開展的“市民社會”大爭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國家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來培育、引導社會組織的發展,是改革開放深入之后發生的、最深刻的國家治理變革。吸納、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國家治理,不僅不會弱化國家治理能力,相反,這是在新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強化國家治理能力的最佳途徑。就此意義上,從經濟建設到社會建設的邏輯演化,就是從改革到深化改革的具體變化。

  經過40年的經濟建設,中國的社會結構必然發生深刻的變化,從原來的單位體制支配下、以城鄉二元體制為基礎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下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據相關統計,2018年中國中產階層人口數已經超過2億,且以加速度不斷增長,中國在不久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中產國家。中產階層不僅在財富、數量上逐漸占據優勢,更在觀念文化、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影響社會治理方式。面對一個中產崛起的社會,依仗原來單位體制的治理模式,顯然已經無力應對,陷入治理瓶頸。社會建設正是在這個國家治理的重要關口,成為新的突破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是一個經濟指標或經濟建設目標,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其社會建設內涵,即形成一種以中產為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這無疑是一場深刻而又充滿挑戰的改革,也意味著原來以經濟建設為主題的改革開放在這一個階段進入“深水區”。

  從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到社會建設,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存在一以貫之的歷史邏輯,即立足于中國現實、尋求最合理的發展戰略,呈現總體上有序發展、各環節前赴后繼、各結構相輔相成的特征,而正是改革開放,實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結構—功能”的相互調適,這正是艾森斯塔特指出的現代化根本難題。過去一些學者強調改革開放的漸進性質固然不錯,但是過于強調其“漸”而忽略其“進”,更沒有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有計劃、有目標的進程,這并非簡單試錯,走到哪算哪。同樣,改革開放并不意味著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的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促進。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雖然比國家建設更加奪目,但是國家建設并未結束,其繼續發展的成果,對于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構成了最重要的動力和制度保證。總而言之,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強化。這種相互促進關系,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優勢所在。

作者簡介

姓名:陳周旺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職稱:教授、博士生導師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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