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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以來的英國史研究
2019年06月30日 09:01 來源:《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作者:錢乘旦 字號
關鍵詞:世界史;英國史;改革開放

內容摘要:1978年,我的導師蔣孟引教授招收了國內第一位英國史研究生,那一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也是《世界歷史》創刊的一年。40年過去了,中國的英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關鍵詞:世界史;英國史;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

  1978年,我的導師蔣孟引教授招收了國內第一位英國史研究生,那一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也是《世界歷史》創刊的一年。40年過去了,中國的英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40年的時間不長,可是對中國的“英國史”研究而言,已經歷三代人的發展,第四代也正在成長中。我做學生的時候,蔣先生那代人剛從“文革”的動蕩中走出來,他們準備重整旗鼓,找回被文革荒廢的年月。1979年,國內不多的幾位英國史學者在南京大學聚會,商討組建英國史研究的學術組織。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學界老前輩蔣孟引、戚國淦、辜燮高,也有正值中年的王覺非、程西筠。經過協商,大家決定籌建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并于次年在南京大學召開了學會的成立大會暨第一屆英國史學術研討會。在我的記憶中,參加那次大會的有二三十位學者,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出版社,其中包括譚英華、陶松云、周穎如、王章輝、孔令平、顧學杰、薩本仁等等。蔣孟引、戚國淦、辜燮高、王覺非、程西筠當選為會長和副會長,會后出版了一本《英國史論文集》,收集了向大會提交的18篇論文。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英國史研究就是從這里起步的。誰也不會預見,當年二三十人的小圈子(其中真正研究英國史的不超過10人),在40年后,已經發展成一支數百人的學術梯隊了。如今,每次學術年會都會有一二百人參加,提交的論文少則七八十篇,多則百十篇。40年中,培養的英國史博士生不下數百,碩士研究生就更多了。僅檢索“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就可看到,1999-2015年,有200多位博士學位獲得者其論文明顯屬于英國史范疇,這意味著每年有十多位歷史學博士是因為研究英國歷史而獲得博士學位的。英國史研究是目前國內世界史學界人數最多的領域之一,也是研究方向最集中的領域之一,從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統計可以看出,英國史研究在30年中的增長態勢:

 

  另一組數字也表現著40年中英國史研究的快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第一年,1978年,全國各刊物發表的英國史論文只有2篇,1979年則達到11篇,1980年增加到18篇,1981年就有53篇了。以后10年中,每年都會有五六十篇論文發表,平均每年發表數都相當于“文革”前17年的總和。這種情況到2000年以后再出現重大突破,那以后,每年發表的英國史論文都超過一百篇。根據最近檢索所得的數據,1999-2008年,在全國各類雜志、學報上發表的英國史論文約1000篇,平均每年100篇;2009-2017年,僅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史學月刊》《史學集刊》等10份主要史學刊物和重要學報上發表的英國史論文就超過了500篇,平均每年約60篇。由于查詢的困難,我們只能把標題中明顯帶有“英國”字樣的文章列入統計,因此實際論文數應大大超過這些數字。

  專著的出版也呈穩步上升勢。“文革”之前的30年,中文出版的英國史著作寥寥無幾,如果不算翻譯作品,由中國學者撰寫的著作可以扳著指頭數出來。改革開放以后的40年則發生翻番的變化,根據查詢國圖目錄,由中國學者撰寫的英國史著作在第一個10年只有21種,平均每年2.1種,其中有5年各出版1種。第二個10年總共出版55種,平均每年5.5種,其中只有1年出版了1種。第三個10年出版102種,平均每年10.2種,其中有7年高于10種。最后9年(截至2017年底)總數為141種,平均每年15.7種,沒有一年低于10種。

  以上是從數量方面看。從研究內容看,改革開放以后的40年變化極大。“文革”結束前的30年,國內英國史研究受蘇聯教科書影響,基本局限于幾個課題,包括英國革命、工業革命、憲章運動、工會運動、圈地運動,即所謂“兩個革命、三個運動”,此外就是中英關系史。課堂教學基本上也是圍繞這幾個課題進行的,仿佛這些就是全部的英國史。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學術繁榮,英國史研究迅速突破這些限制,而向英國歷史的各個方面拓展。我曾經做過這樣的統計:在1979-1981年發表的85篇英國史論文中,有關17世紀革命的16篇,占論文總數的18.8%;有關工業革命的9篇,占總數的10.6%;有關工人運動的8篇,占總數的9.4%;有關圈地運動的3篇,占總數的3.6%。四類加起來共占總數的42.4%;另有關于殖民與外交的15篇,占總數的17.6%。可見在“文革”剛剛結束時,蘇聯教科書的影響十分牢固。

  10年之后的1989-1991年情況就相當不同了,在所發表的185篇英國史論文中,有關英國革命的13篇,占總數的7.0%;有關工業革命的7篇,占總數的3.8%;有關工人運動的3篇,占總數的1.6%;專論圈地運動的只有2篇,占總數的1.1%。四類加在一起共占13.5%,與十年前的42.4%相比,分量已大大縮小。相比之下,政治史論文53篇(包括政治制度、政黨政治、議會改革、司法改革等),占總數的28.7%;社會史論文27篇(包括宗教、婦女、教育、階級、社會政策等),占總數的14.6%;文化史(包括思想史)17篇,占總數的9.2%。后兩類加起來占總數的23.8%,已經逼近政治史內容了。可見,10年的改革開放,大大擴大了研究者的視野。

  再過十多年,到2017年,我們發現在4份主要的歷史學刊物上發表的28篇和英國史相關的論文,其內容涉及之廣,已經很難用傳統的分類來整理了,請見其篇名:

  “教區、收費信托與近代英國道路治理體系變革”(《歷史研究》,沈琦)

  “一八二五年英國金融危機中的政府應對及制度變革”(《歷史研究》,徐濱)

  “威爾克斯事件與跨大西洋視野下的北美獨立運動”(《歷史研究》,薛冰清)

  “英國古典大學改革與大學傳統的揚棄”,(《世界歷史》,鄧云清)

  “近代早期英格蘭國家檔案的編輯與散佚”(《世界歷史》,杜宣瑩)

  “英國1830年〈啤酒法〉與酒類流通管理制度的變遷”(《世界歷史》,王晨輝)

  “走進艾薩克·牛頓的瘋癲:人文與科學的多重闡釋與構建”(《世界歷史》,鄒翔)

  “近代早期英國治安法官的濟貧實踐”(《世界歷史》,初慶東)

  “英國詩人歷史學家西蒙茲的性格文化史研究”(《世界歷史》,周春生)

  “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商業社會理論’”(《世界歷史》,李宏圖)

  “20世紀英國學校健康服務體系探析”(《世界歷史》,魏秀春)

  “近代早期英格蘭的‘鄉紳修志’現象”(《世界歷史》,陳日華)

  “封建危機與秩序重建——從勞工法看中世紀晚期英國社會與政治的互動”(《世界歷史》,許明杰)

  “沃倫·黑斯廷斯與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知識生產”(《世界歷史》,李士珍)

  “19世紀英國人壽保險產業廣告與宣傳策略”(《史學月刊》,郜峰)

  “19世紀倫敦的產業分工與角色”(《史學月刊》,陸偉芳)

  “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遠東均勢政策及其對英日關系的影響”(《史學月刊》,石瑜珩、戴宇)

  “中古盛期英國歷史語境中的‘市場’概念”(《史學月刊》,魏靜)

  “中世紀后期英國世俗貴族階層的歷史辨析”(《史學月刊》,孟廣林、金德寧)

  “知識即權力?——英國醫生的話語建構與發展趨勢”(《史學月刊》,白爽)

  “自助與互助:托馬斯·查爾莫斯的濟貧思想”(《史學月刊》,莫磊)

  “英屬海峽群島的主權危機及其應對方式”(《史學月刊》,于文杰、詹墨奴)

  “論現代英國法律史學的興起”(《史學集刊》,于洪)

  “再議英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史學集刊》,趙欣)

  “試析蘇格蘭分離運動的憲政淵源”(《史學集刊》,孫堅)

  “現代英美傳記學的興起及其啟示”(《史學集刊》,張乃和)

  “近代以來西方主要國家能源轉型的歷程考察”(《史學集刊》,裴廣強)

  “從對抗到合作:近代英國集體談判制的興起”(《史學集刊》,劉金源)

  從這份清單還可以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即新人鵲起。所謂“新人”,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如果把蔣孟引、戚國淦等英國史的開拓者視為新中國英國史研究的第一代,他們的學生是第二代,那么學生的學生,甚至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都已經在成長,上述論文的作者中有許多是“新人”,他們新近獲得博士學位。同樣現象在歷年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比較2000-2004年的11位獲資助者和2012年的11位、2017年的14位獲資助者,就可以清楚看到這個變化十分明顯,英國史學科正在經歷換代轉移,從第二代轉向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作者簡介

姓名:錢乘旦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

職稱:學博雅講席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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