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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國社會學本土化討論的誤區
2019年06月30日 08:51 來源:《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謝宇 字號
關鍵詞:本土化;中國社會學;社會學發展;學術范式;中國特色

內容摘要: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雖然持續已久,但至今仍未產生共識。本文試圖從議題本土化、應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個角度說明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

關鍵詞:本土化;中國社會學;社會學發展;學術范式;中國特色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雖然持續已久,但至今仍未產生共識。本文試圖從議題本土化、應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個角度說明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從議題上來看,中國社會學的研究議題已經相當地本土化,而且不必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縛研究。從應用上來看,一些應用西方理論或方法的中國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身缺乏對社會學的認識和對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會學研究規范性的同時能夠將社會學本身的情境性帶入其中,中國社會學必然能夠保持其學術的獨立性和原創力。從范式上來看,學術的貢獻和原創性應該由學術同行來評價,中國的社會學家所發展出的理論和方法應該對這個學科的主流領域具有影響力,應該有助于整個社會學學科的知識積累,而不只是對中國社會學有所貢獻。

  關鍵詞:本土化/中國社會學/社會學發展/學術范式/中國特色

  作者簡介:謝宇,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再掀學科本土化的爭論,矛頭指向了美國社會學的“入侵”。其實,這一爭論由來已久,從20世紀30年代起孫本文、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對“社會學的中國化”的實踐(周曉虹,2017),到20世紀80年代臺灣社會學學者葉啟政提出的“社會學研究本土化”主張,再到如今國內社會學刊物和媒體上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美國化危機的廣泛討論(如李友梅,2016;渠敬東,2014;宋林飛,2016),本土化的呼聲沒有停止過。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其他絕大多數近代學科一樣,社會學起源于西方。由于其主流的理論和方法幾乎都構筑在西方學者對歐美社會的研究基礎之上,大多數的中國學者和學生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習西方的社會學和模仿西方學者的工作之中。然而不同于自然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因社會環境而異:西方的社會學主要以西方社會為題,中國社會學則應關注中國社會。較之西方學者,本土的社會學學者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著實具備一些天然的優勢:他們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有著更直接的關懷,也擁有研究中國社會應具備的知識背景,包括語言和對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形態的了解;因為生活于此,他們對中國各方面的社會現象和問題都有切身體會,也更有發言權。基于這些原因,呼吁為中國情境量身定制一套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確實在情理之中。

  什么是社會學的本土化呢?不同人在談及它時雜糅了不同的含義。在我看來,中國學者通常會在三個不同的范疇中使用這一概念。其一,本土化意味著研究議題應該本土化。有些社會現象或問題唯中國獨有或在中國尤為突出,比如戶口、計劃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動,等等。鑒于這些社會現象或問題的突出性,學者們認為在中國開展社會學研究應該優先聚焦于這些問題。我將此范疇里的本土化稱為“議題本土化”。其二,理論與方法的本土化,也包括將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中國,并對其加以改進和創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質,成為適用于理解中國社會現象的工具。這種應用就好比效仿谷歌(Google)開發百度,或比照推特(Twitter)創建微博。簡單來說就是憑借“拿來主義”的態度“師夷長技”,開發出與西方理論和方法相對應的中國版本,使之服務于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但學科與商業產品不同,將西方的理論與方法運用于中國情境并非易事,唯有恰當地把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異同,才能促進西方理論和方法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契合。我將這一范疇的本土化稱為“應用本土化”。其三,一些學者還提出了更宏大的本土化方案,即中國社會學需要從傳統文化(如儒家倫常、差序格局、傳統中國的認知體系)中發展新的理論、方法,甚至從認識論層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的新范式。他們認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產出讓當地人產生共鳴的知識,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學術風格,才能給社會學帶來創造力和活力。一些學者甚至進一步提出,本土化意味著“針對外來西方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反省和批判”(葉啟政,2006:21)。我將這一范疇的本土化稱為“范式本土化”。

  本文試圖說明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仔細審視之下,上述三種本土化的呼吁沒有一種能夠很好地推動中國社會學的發展。

  一、議題本土化

  議題本土化即研究對象之時空范疇的本土化,這是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也是幾乎所有社會學學者的共識。社會學是研究具體社會情境下的社會過程和現象的一門學科,任何脫離了社會情境的研究都沒有太大意義(謝宇,2012;Xie,2011)。中國社會學應該優先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而不應該盲目地移植美國的議題,因為美國社會學的議題自有其根源。19世紀末美國快速的工業化發展和南北戰爭之后涌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如城市化、貧困、犯罪、國內和國際移民、教育及勞工問題等,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美國社會學應運而生。其中的先驅,如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華德(Lester F.Ward)、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羅斯(Edward A.Ross)、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斯莫爾(Albion Small)等在他們的研究中都以理解這些社會問題和改善美國下層民眾的處境為己任。而今美國社會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如種族關系、社會不平等、教育、貧困、犯罪、家庭、國際移民和健康等也同樣來源于公眾輿論和公共利益的焦點議題。其實,中國社會學也具有這種實用取向的、政策與公共社會學的起源(Wu,2009)。中國社會學就是要理解、討論和解決中國突出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否則這一學科的設置和存在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

  事實上,國內學者在研究議題本土化上的實踐并不成問題,而且中國的社會學家幾乎都只研究中國社會。不僅如此,國內學者通常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尤其強調要致力于對中國社會中重大而迫切的問題的研究。不少知名的社會學家曾提出一些中國社會學必須回答、討論或解決的真問題(李培林,2016;陸學藝,2013),這無形中影響了其他學者對研究議題的選擇,集中反映在國內社會學學者對社會結構、社區建設、人口流動等現象(Wu,2009)和社會轉型、社會公正、社會治理等宏觀理論問題(李培林,2016)的強烈興趣上。最近幾十年這些議題一直高居國內社會學研究發表數量的前列(尉建文等,2016;肖宏等,2017)。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對這些重大而迫切的宏觀議題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內社會學研究選題的單一性和同質化,同時也使另一些相對微觀的、經驗性的議題因被視為細枝末節而遭到忽略。但是,有沒有哪些社會現象在中國是不重要且不值得中國社會學學者去研究的呢?誠然,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有一些問題會比另一些問題在現實需求或學術傳統上顯得更為重要,在美國亦有這樣一些議題,如種族、經濟不平等。即便如此,這并不意味著對所謂的“細枝末節”議題的研究就喪失了學術或現實價值。盡管過去30余年中國的社會變遷以經濟轉型為主要驅動力,但變遷已經逐漸擴展、滲透到家庭領域、價值領域和個人生活的其他領域。①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不必等到這些變遷已經完成或者相關問題變得尖銳后才展開,而應該在變遷之前或之初就有所預見和察覺。這些對國人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形態及變遷的記錄和理解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學術價值并不低于那些對宏觀議題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學面臨的實際問題并不是議題的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缺乏判斷議題學術價值的長遠意識。中國社會學不必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縛研究選題,更不必去爭論這些議題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而應關注議題本身在中國長遠而非眼前的學術價值和潛力。

作者簡介

姓名:謝宇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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