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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觀的合理性與道義性社會認同
2019年06月24日 09: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作者:江暢 字號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道義性認同;合理性認同

內容摘要: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是指社會成員對其的支持與共享。現代公民對國家倡導的核心價值觀作判斷的主要依據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據此可以把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區分為合理性認同和道義性認同兩個基本方面。合理性認同是人們因為認識到核心的或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認同它,源于其內容的說服力。道義性認同源于國家治理公正性所產生的良好社會效果(良效),即人民所體會到的國家對社會資源與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道義性認同更多地取決于公眾對國家治理結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領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賴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認同,且在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中具有關鍵性的意義。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必須加大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合理性認同與道義性認同的力度,使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生活的全過程,內化為人們的信念、品質和準則。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道義性認同;合理性認同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是指社會成員對其的支持與共享。現代公民對國家倡導的核心價值觀作判斷的主要依據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據此可以把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區分為合理性認同和道義性認同兩個基本方面。合理性認同是人們因為認識到核心的或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認同它,源于其內容的說服力。道義性認同源于國家治理公正性所產生的良好社會效果(良效),即人民所體會到的國家對社會資源與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道義性認同更多地取決于公眾對國家治理結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領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賴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認同,且在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中具有關鍵性的意義。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必須加大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合理性認同與道義性認同的力度,使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生活的全過程,內化為人們的信念、品質和準則。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道義性認同/合理性認同

    作者簡介:江暢,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下簡稱為“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把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核心價值觀建設面臨的新任務。完成這一任務的重要前提是要使核心價值觀得到全社會的廣泛認同。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來,全黨全社會掀起了持續不斷的學習、宣傳、教育、貫徹熱潮,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其“落細落小落實”。這些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尚未達到應有的廣度與深度,因而仍然是黨和人民今后很長一個時期關注的重大問題。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①的社會認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涉及多方面因素,而合理性認同和道義性認同是其中的兩個基本方面,其中,道義性認同更具有關鍵性的意義。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著眼于當代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問題,討論其合理性認同和道義性認同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對于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具有啟示意義。

  一、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問題的凸顯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問題一直都存在。記載中國遠古堯舜時代至西周歷史事跡的典籍《尚書》,就有許多反映中國文明社會早期重視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的篇章。該書開篇就有古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尚書·堯典》)的說法,意思是堯帝發揮他的大德,使各個氏族都和睦相處。這實質上是以三代所崇奉的德性力量作為感召天下的核心價值,以使統治者得到社會認同。商之老臣伊尹在告誡商代第五代王太甲時說:“惟德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知同事,罔不亡。始終慎厥與,惟明明后。”(《尚書·太甲下》)講的就是統治者如何通過實行德政來治理天下,實現百姓歸心。自春秋時代開始,核心價值觀(常常體現為統治者的治國理政意圖)的社會認同問題受到高度重視,諸子百家爭論的焦點就是應以何種價值立場治理天下,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討論的就是如何使當時官方主張的核心價值觀,即儒家思想得到社會認同。

  從西方歷史來看,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問題也同樣存在。被譽為“希臘圣經”的《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習俗體現的就是古希臘“英雄時代”的核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通過以盲詩人荷馬為代表的民間行吟歌手的廣泛傳播,得到了后來希臘乃至整個西方各國的廣泛認同。其影響之大、之深,以至于德國古典哲學大家黑格爾稱“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②在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及其教會之所以能夠占據社會的統治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圣經》表達的一整套基督教核心價值觀通過耶穌及其使徒的傳播和基督教會的宣揚而逐漸得到了廣泛的社會認同。

  雖然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問題始終存在,但除了社會大變革時代或本土價值觀受到外來價值觀的嚴重沖擊之時,這個問題通常并不十分突出,也沒有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在中國西漢以后兩千多年,儒家價值觀在傳統封建社會始終占據著統治地位;中世紀基督教價值觀在歐洲的核心地位也持續了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無疑十分復雜,但其中有兩個原因也許是最重要的。

  其一,傳統社會基本上是一種個體沒有從整體中分離出來的社會。除了戰亂時期,在正常情況下,作為基本共同體的社會通常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個體(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個體,而是社會整體的一個部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尚書·洪范》)這也許就是對傳統社會中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關系的典型表達。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結構中,社會要求個體把整體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價值觀,個體也大多主動把社會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價值觀,而通常沒有、事實上也很難形成個人自己的價值觀。因此,一般不會發生個體是否認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問題。

  其二,無論從中國還是西方歷史來看,傳統社會的種種不同形態大多具有專制的性質,③通常不容許有與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觀性質不同的價值觀存在,統治者甚至對這些價值觀采取極其嚴厲的措施,中國歷史上的“焚書坑儒”,西方中世紀針對異教徒的宗教迫害,都頗具代表性。統治者不容許人們有與核心價值觀相悖的言行,說到底是為了維護這種價值觀的主導地位,使其成為人們的自覺選擇。與此同時,統治者對那些心悅誠服地認同并自覺踐行其核心價值觀的人給予獎勵,中國傳統社會的“舉孝廉”、“立貞節牌坊”等措施就對人們自覺認同其核心價值觀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這樣一些有力的保障措施,加上社會封閉和信息傳播不發達,使得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觀發生認同危機的幾率較小。

  伴隨著現代文明的興起,價值觀尤其是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問題日益凸顯出來,逐漸成為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在一定意義上,這可以說是現代化運動的后果之一。現代化最初發源于近代西方,西方現代化的最初目的是力圖把個體從封建等級制和專制的束縛、統治和奴役中解放出來,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個體雖然擺脫了封建等級制和專制的統治,卻又受到了資本力量的控制,個體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總體上,現代化運動是個體主義運動、自由主義運動,其實質是個體爭取解放和自由。從價值觀的社會認同角度看,現代化運動一方面使個體從傳統社會中整體的一部分轉變成了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個體從傳統的專制統治之下解放出來,成為自主的主體,社會主體由過去的一元走向了多元,除了國家,人民、社會組織等也成為了社會主體。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了價值觀多元化、相對化的新社會格局。當代價值觀尤其是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問題的凸顯正是價值觀多元化、相對化的體現或后果。

  價值(觀)多元化是主體多元化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的主體不是一個而是眾多的情況下,他們的獨立自主性決定了他們會選擇和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國家通過法律制度保障人們在追求自己價值目標的實現過程中不相互妨礙和彼此傷害,從而為人們的價值選擇和追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為此,社會學家提醒我們:“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強加給人們的限制更少……許多名人‘因名聲而身敗名裂’很好地闡明了失范現象的毀滅性效應。”④在社會有眾多可供選擇的價值觀存在的情況下,社會成員必須在眾多價值觀中做出選擇。于是,不同主體就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也就出現了價值觀多元化的格局。以我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也出現了若干種社會思潮,其中的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新儒家等思潮都有自己的價值觀。除了這些思潮之外,當前我國社會還存在傳統價值觀、宗教價值觀等。所有這些價值觀在中國社會不僅已然存在,而且為部分的社會公眾所信奉,有些影響的范圍還較大。

  在一些人看來,在這樣一種價值觀多元化的時代,社會不應確立、倡導核心價值觀,以為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就是如此。美國社群主義哲學家桑德爾認為,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國家除了規定和維護人們的行為底線之外,不干涉人們持守什么樣的道德觀和宗教觀。然而,從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看,桑德爾的觀點并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知道,西方近現代主流或核心價值觀即資本主義價值觀(以下簡稱為“西方主流價值觀”)是在近代西方社會大變革時期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產生的,但它并非從市場經濟需要中自然而然地產生,而是通過一系列思想文化運動(包括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17-18世紀的英法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才得以形成,它的確立是西方資產階級在與中世紀封建主義和宗教教會長期斗爭的過程中自覺構建的結果。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資產階級始終有明確的價值目標和追求,并逐漸形成了以自然狀態說、自然權利說和自然法說以及社會契約論為基礎、以“自由至上”為最高原則的價值觀,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逐漸將其現實化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并融入整個社會生活。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框架之內,雖然人們有一定的選擇道德觀和宗教觀的自由,但其前提是必須與主流價值觀相一致,至少不與之沖突,必須從屬于和服務于主流價值觀,社會上的價值觀包括道德觀、宗教觀在一定程度上均是認同主流或核心價值觀的結果。

  西方主流價值觀淵源于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由啟蒙思想家完成其理論謀劃,并經過長期的理論探討和觀點紛爭,最后由西方國家確定為主流價值觀。在近代早期,伴隨著天主教羅馬教廷的統治被動搖和最終瓦解,西方國家出現了多元價值觀時代,傳統的宗教價值觀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面對社會大動蕩、大變革又出現諸多新的思想理論,包括自由主義、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在各種價值觀相互競爭、相互角逐的過程中,自由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夠逐漸獲得主流地位,除了西方國家為其自由至上原則以及以之為核心的價值觀提供了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政治保障之外,這種價值觀也給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其前提是接受這種價值觀的規范和引導。當然,在規導的過程中,西方主流價值觀也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尋求能夠得到各種非主流價值觀認同的那種羅爾斯所稱的“重疊共識”,以使它本身獲得發展和完善。

  西方主流價值觀以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體系作為社會控制機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保障了社會有序。但是,它的偏頗和問題早在19世紀就已經凸顯出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產生,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的出現,都是對這種偏頗和問題反思、批判的產物。其中遭到廣泛詬病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價值觀缺乏一種社會導向體系和機制,忽視了在“一個人怎樣生活”或“一個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⑤方面給人們提供指導。人應該追求什么?應成為什么樣的人和過什么樣的生活?通過回答這些問題來給人們提供價值導向是道德的功能,道德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給人們提供理想人格以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理想。自由主義價值觀雖然內含道德觀,但更偏重法律的社會作用,西方自由主義代表洛克和約翰·密爾對此都有明確的闡述。約翰·密爾就這樣說過:“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⑥這里所說的“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包括個人的德性和人格。就是說,個人在德性、人格方面,可以不接受社會引導,政府似乎也不應該對個人施加道德影響,否則就可能會侵犯個人這方面的權利。以此為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和文化不關心個體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成為何種人這類德性、人格以至道德觀方面的問題。西方近現代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根本上是由其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引發,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由此個人主義導致,政府因而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甚至指責。美國倫理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斯托克認為現代人普遍患上了一種他稱為“道德分裂癥”(moral schizophrenia)的疾患,其極端癥狀是:一方面是一個人被驅動去做壞的、惡的、丑的、卑賤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想做的事情又使他感到厭惡、驚恐和沮喪。因此,他把我們的時代稱為“一個把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減輕他們各種不同事業間的摩擦的紐帶越來越不再是溫情的時代;一個商業關系取代家庭(或類似于家庭)關系的時代;一個生長著的個人主義的時代”。⑦

  當西方個人主義思想流布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之后,其偏頗和問題逐漸為一些發展中國家清醒地意識到。于是,這些國家不再選擇走西方現代化之路,甚至也不愿意采取西方主流價值觀的社會認同模式。當這些國家也先后走上了現代化之路后,因種種原因出現了社會主體多元化和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格局。這種格局的出現客觀上要求這些國家根據本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情況,確立一種新的主流或核心價值觀,并以適合本國國情的方式推動公眾對這種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否則,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就會因為價值觀的分化,以及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面臨嚴重威脅。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國家可行的選擇似乎只能是建立一種能夠得到原本持守不同的價值觀的社會成員認同的核心價值觀,以對各種非主流價值觀起規導作用。顯然,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十分棘手的兩難問題:現代文明客觀上已經導致了這些國家社會成員價值觀的多元化,而事實證明在這種價值觀多元的格局之下,假若沒有一種得到普遍公認的核心價值觀,共同體就難以維系,社會秩序就會陷入混亂;而要使一種核心價值觀得到社會公眾普遍認同則又面臨與他們所信奉的各種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沖突。這個兩難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在價值觀多元格局下,一個國家和人民確立什么樣的主流或核心價值觀才能得到社會公眾認同的問題。

  核心價值觀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至關重要,它是國家和民族之魂。“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這樣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在當今世界上,都屢見不鮮。”⑧雖然發展中國家在確立一種得到公認的核心價值觀方面面臨著種種難題,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缺乏這樣的價值觀必將威脅國家的統一、穩定和發展,影響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一個國家認定確立一種價值觀勢在必行的情況下,如何從理論上構建核心價值觀并使之得到公眾的普遍認同就成為了問題的關鍵之所在。這是當代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是中國面臨的重大難題,但又是一個不能不面對和加以解決的問題。

  “我國是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確立反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認同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使全體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關乎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人民幸福安康。”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黨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再次強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表明,我們黨和國家在倡導核心價值觀建設方面始終有高度自覺的認識并積極地實施踐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核心價值觀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核心價值觀得了廣泛弘揚。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我國開放的社會條件下,多種價值觀流行的局面將長期存在。針對這種情況,努力讓核心價值觀得到社會公眾廣泛認同,是改變價值觀多元對峙甚至沖突的狀況,使各種流行的價值觀接受核心價值觀引領的必由之路。同時,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也應彰顯“中國價值”,為其他國家價值觀構建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⑩如何使核心價值觀得到全國各民族人民廣泛認同,仍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

作者簡介

姓名:江暢 工作單位:湖北大學哲學學院

職稱:教授,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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