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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與佛教的中國化
2019年06月27日 10: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韓煥忠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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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教,又稱教相判釋、教相、教判等。佛教判教始于印度,如《維摩詰經》中有“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的說法,《涅槃經》中有半滿二字、牛乳五味的說法,都具有強烈的判教意味。印度佛教東傳漢地之后,判教深受儒道兩家學術批判傳統的影響,形成了中國佛教的判教。晉宋以降,中土判教逐漸流行,涌現出多種判教。例如,天臺智者講《法華玄義》,曾列舉“南三北七”十家判教;賢首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及《探玄記》,列敘十家古德立教,其中如吉藏三輪、玄奘三時、江南慜法師屈曲直二教等,又為天臺所不及見。至清涼澄觀講《華嚴經大疏鈔》,列敘十多家判教,亦多天臺、賢首所未及見者。近代以來,太虛、印順、巨贊、趙樸初等,也都各有自家判教。可以說,判教既是佛教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又是促成佛教進一步中國化的學術方法。對于判教豐富的思想內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選定適宜中土信奉的佛教經典

  南北朝時期,眾多的僧侶運用判教的方式,為當時的中國佛教界選定了適宜信奉的佛教經典,同時也在相當大程度上為中國佛教界選定了前進和發展的方向。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土,至南北朝時期,大量的佛教經典都在佛說的名義下被翻譯成漢語。起初,中土的僧侶們出于對佛的虔誠信仰,有感于佛教經典的難得難遇,對于任何佛教經典都一概予以信奉,“一音教”的判教就是這種信仰狀況的反映。隨著譯入佛典的增多,中土僧侶們發現,不同佛教經典宣說的修行方式差異極大,其中講說菩薩道的大乘經典,由于與儒家重視兼濟天下的價值取向比較一致,逐漸獲得了較多的重視,大小二乘、半滿二教、聲聞和菩薩二藏的分判就是這種大乘取向在佛典選擇上的體現。隨后譯入的各種大乘佛教經典越來越多,中土的僧侶們學焉各得其情性之所近。如劉宋時期道場寺的慧觀,既曾參與佛陀巴陀羅的六十卷《華嚴經》的譯場,又曾參與《大般涅槃經》的改治,因此倡導二教五時之說,以《華嚴》為頓教,而以《涅槃》為最為究竟、終極的漸教,成為南方判教的典型。在北方進行判教的主要是地論師,以《華嚴》為最圓滿,或提出漸、頓、圓的三教之判,或堅持四宗、五宗、六宗之說。

  在南北朝時期近二百年間,南北佛教界涌現出十多種判教學說,可謂諸家殊唱,眾聲喧嘩,最終形成了共推大乘、普尊《般若》、同倡《涅槃》佛性、《法華》與《華嚴》地位崇高的信仰局面。顯然,這些佛教經典既可以與儒道兩家思想相共鳴,又能夠補中國固有文化之不足,因而在中土的判教中受到特別的推崇和尊奉,乃至最終成為對后來中國佛教發展產生奠基和導向作用的經典。

  將佛教經典整合成統一的體系

  經過數百年的積累,各種各樣的佛教經論被譯為漢文,又經過南北朝時期的判教,最終將《般若》《涅槃》《法華》《華嚴》等幾部重要佛經確立為最適宜中國佛教界信奉的佛教經典。于是在隋唐時期,就有一些僧人依據自己所信奉的經典,運用判教的方式,將所有的佛教經典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思想體系。

  天臺智者開創的五時八教是一種具有獨特創造性的判教學說。按照講說的順序,智者將佛教經典劃分為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和法華涅槃時五個時段,并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牛乳在加工過程中漸次提淳的五道工序與之相對配。對于佛教經典的思想內容,智者總結為三藏教、通教、別教和圓教四種化法,是為化法四教,如藥味;對于佛陀教化眾生的方式方法,智者概括為頓、漸、不定、秘密四種化儀,是為化儀四教,如藥方。智者謂釋迦摩尼是大醫王,擅長按方配藥,和合成五味法藥,令眾生按時服用,可以醫治其愚癡之病。其后世弟子將這三方面的內容綜合起來,稱為五時八教,成為天臺宗開宗立派的旗幟。智者運用這一判教學說,將自己最為推崇的《法華》置于所有佛教經典的頂點,謂其“味當醍醐”“純用圓教”,因此“獨稱妙經”,又因其在佛教中具有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的重大作用,故而成為統率全部佛教經典的“諸經之王”。智者在當時及后世被奉為“東土釋迦”,這意味著佛教界對他運用判教的方式促使佛教中國化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和充分的尊重。

  賢首法藏提出的五教十宗則是一種充滿圓融智慧的判教學說。他將所有的佛教經典分為小乘教、大乘始教、終教、頓教、圓教,將佛教經典闡發的義理分為我法俱有宗、法有我無宗、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絕宗、圓明具德宗。在五教中,賢首判《華嚴》為別教一乘圓教;在十宗中,他判《華嚴》為圓明具德宗。雖然這是出于對自家所宗奉經典的推崇,屬于隨自意的判教,但是賢首在判教上非常強調自家與諸家的一致性,因而又有諸多隨他意的判教。例如,他講《般若心經》,用聲聞、菩薩二藏判教,判該經為菩薩藏;講《楞伽經》,用有相宗、無相宗、法相宗、實相宗四宗判教,判該經為實相宗;講《起信論》,用隨相法執宗、真空無相宗、唯識法相宗、如來藏緣起宗四宗判教,判該論為如來藏緣起宗。

  中國佛家之有天臺五時八教和華嚴五教十宗兩大判教,猶如史家之有司馬遷與班固,詩壇之有李白和杜甫,詞苑之有蘇東坡和辛棄疾,呈現出雙峰并峙之勢,看似相互對立,實則相輔相成,各自將全部佛教經典組織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教理思想體系,從而使中國佛教的發展呈現出圓融各種教理、會通各種學說、兼容大小二乘的特色。

  在講解說法時概括經典的含義

  無論是佛教信仰在不同區域的傳播,還是佛教話語在社會生活中的積累,都是通過講經說法才得以實現的,判教就是中國古代僧人所慣用的講經方法。

  天臺智者講經時,立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等五重玄義,從因緣、約教、本跡、觀心等四個角度解釋文句。釋名即詮釋經題,以經題將佛教義理概括為十個問題,然后對每一問題做出藏、通、別、圓四教判釋,從而使該經具有展現全部佛教義理的功能。辨體、明宗、論用是對該經的中心思想、修行主張、殊勝作用所作的闡釋,是對釋名中教理分判的總結。判教則是在五時教味中確定其經時、教味。因緣解釋生佛之間的關系,說明教法的興起。約教解釋某一問題在藏、通、別、圓四教中不同的含義。本跡說明佛與諸弟子久已緣結師弟的實相。觀心則要求聽眾依據經典義理考量自己的內心活動。智者運用判教詮釋各種佛教經典,一方面通過判釋某部經典形成對全部佛教義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將該經置入五時八教體系之中,從而使該經與五時八教相互成為理解對方的解讀結構,形成兩者間的視界融合,由此取得具足諸法、圓滿會通的詮釋效果。智者講經時運用大小、偏圓、權實、本跡、粗妙等判教范疇,體現出教理簡擇上的價值趨向。在四教義理比較中,他特別欣賞一念三千的境界論、一心三觀的智慧說、一行一切行的修行論、一位一切位的次位論、三道即是三德的三法論以及生佛一如、即感而應的生佛關系論,推崇發跡顯本、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的《法華經》,贊揚那些身為凡夫、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堪為如來使的五品弟子,否定了小乘佛教離世證空的發展趨向,為中國佛教的圓教擴大了話語積累,引導中國佛教朝著圓融會通的方向發展。

  賢首法藏以五教分判一代佛教,對于五教心識、佛性、修行、斷惑、果位等諸多重大問題都展開了逐項羅列和分條解析,以六相圓融、十玄無礙概括《華嚴經》所開顯的別教一乘圓教的境界。眾所周知,《華嚴經》部帙浩繁,不要說一般的佛教信眾,即便是知識僧侶,要想深入其文,精通其理,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中國民眾的心理恰又崇尚簡易、厭惡繁瑣。華嚴諸祖運用一乘、三乘,本教、末教,始教、終教,漸教、頓教,別教、同教,五教、十宗等范疇區別各種佛教經典和理論,從而說明《華嚴經》為超越三乘之上的別教一乘教法,同時也是其他各種佛教經典和理論的根本,是佛所自證境界的直接顯現,是佛教真理的終極。因此《華嚴經》所說的教理,于五教中屬于最高級別的圓教,于十宗中屬于最高層次的圓明具德宗,相對于其他經典來說,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華嚴諸祖通過判教,極力凸顯《華嚴經》的殊勝,將自家尊信的經典推到了佛教各種經典巔峰的位置,這對本宗教理的開發和傳播確實可以起到增強自信心、提高吸引力、擴大影響力的作用。

  中國古代知識僧侶運用天臺五時八教和華嚴五教十宗兩大判教體系,遍講《法華》《華嚴》《維摩》《金剛》《心經》《圓覺》《彌陀》《觀經》《楞嚴》等佛教經典,在豐富中國民眾精神生活的同時,也開拓了中國文化的思想空間,并促使佛教進一步與儒道思想以及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相結合,從而使佛教由一種外來宗教轉變成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由于受到中國儒道兩家學術批判傳統的影響,判教在中國發展成一種具有多方面意義和內涵的學術方法。中國佛教界的僧侶們運用判教的方式選定民眾喜聞樂見的經典,將眾多的佛教經典整合成統一的體系,在講經說法時概括經典的含義,最終促成了佛教實現自身形態的中國化。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作者簡介

姓名:韓煥忠 工作單位: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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