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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疆域”版圖的新圖景 ——評萬安倫《中外出版史》
2019年06月24日 09: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劍飛 字號

內容摘要:人類對于文明文化的探索從未停歇,對文化發展的思考與內省也綿延不絕。中國傳統講究“文以載道”,那么“何以載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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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一帶一路”出版高峰論壇上,北師大新聞傳播學院萬安倫的學術專著《中外出版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傾力打造,作為獻禮黨的十九大的學術專著,在論壇上閃亮登場。厚重的新書,以一襲海洋和宇宙般的藍色“風衣”,內斂著陶器泥版、莎草貝葉、龜甲獸骨、竹簡木牘的遠古文明密碼,預測著“移動出版”“按需出版”“人工智能出版”“大腦意識出版”未來出版前景,在著作者和出版者的精心打造設計下,驚艷面世。這部《中外出版史》的推出,正如論者所言:“理論框架創新突破,同時又非常完整和清晰。”

  載體的“覺醒”:出版載體重構出版史

  人類對于文明文化的探索從未停歇,對文化發展的思考與內省也綿延不絕。中國傳統講究“文以載道”,那么“何以載文”呢?人類文明的傳播,文字符號的傳承,無不依賴于出版載體。在過去的出版史敘述中,始終沒有對載體給予足夠的重視。

  萬安倫的《中外出版史》中,出版載體獲得了主體性的地位,作為主線并以其流變的方式貫穿了整部著作,按照人類出版歷史劃成了“硬質出版”“軟質出版”“虛擬出版”三個大的階段。在這一邏輯分期的基礎之上,作者對全書的體例進行了整體宏觀的架構,還對三大出版載體賦予了主體性的特質定義,命名為上篇“開啟文明的硬質出版”,中篇“以柔克剛的軟質出版”,下篇“有容乃大的虛擬出版”。這一命名,也是出版載體在出版史的著述中,首次以主體性特質呈現,并成為了全書的一級邏輯和結構線索。盡管,作者給予每一種出版載體以相對的時間界定,但實際上更是出版史地位的界定。作者也看到,在這三大階段之間,并非是完全的接替和取代關系,常有過度、交叉甚至平行發展的情況出現。

  正是出版載體的“覺醒”,讓過去很多并未進入出版史視野的一些重要材料和內容,在這部著作中重新被發現。比如,書中納入了陶畫符號、巖畫出版、梁柱文出版、樺樹皮出版、獸皮出版、匾牌出版等,拓展了出版史的研究范圍。郝振省在該書序言中寫道:“作者提出整個人類的出版歷史,出版載體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其實,這便是出版載體主體地位的一種確認。首先是對出版載體地位的肯定和確認;其次是出版載體在全球各地經歷了相近的流變過程;其三,出版載體的流變實際上對文體和信息的傳播內容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吳永貴則以《予載體以出版史學的重要性》為題,撰文指出該書:“以差別化的出版載體作為全書的主要敘述線索,可謂深得出版活動的內在機理。”出版載體分期讓出版史研究的分期問題和內在邏輯線索歸納,有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解決方案。

  出版的“疆域”:縱橫邏輯勾勒出版學科版圖

  一直以來,出版究竟是研究什么,困擾著學術界,就連“出版”的概念定義,在眾多的專著和教材中,也五花八門。出版史研究內容的框定不清,嚴重阻礙學科屬性的確立和進一步發展。恰如今天出版學科在中國高校的院系所屬,也是莫衷一是,“由于學科歸屬不明,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各高等院校自行其是,根據自己院校的特色與優勢,在相關學科領域建立編輯出版專業,或歸于文學院,或歸于信息管理學院,或歸于新聞傳播學院等”。其背后的本質也就是學科維度界定缺乏完全公認和統一的標準。

  萬安倫認為,建構一門學科的核心跳不出“三原一方”,也就是原理、原著、原史及方法論的基本邏輯。這部《中外出版史》從多個方面,對原史的內容進行了清晰的“疆域”界定。首先是縱軸。如果說按照出版載體的流變作為邏輯分期的方式,是按時間貫穿的歷史縱軸,從硬質出版、軟質出版到虛擬出版。那么其次,著者又在本書中為我們拉開了一個條理清晰的橫軸: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即出版載體、出版符號、出版技術、出版活動及成就。而出版載體、出版符號和出版技術正是出版的三大原始要素。

  縱橫兩條軸線的拉開,鋪開了一張關于出版史研究的框架圖譜,而這也就基本框定了出版史研究內容的疆域,邏輯架構清晰。整個《中外出版史》便是在這一出版史建構思想的指導下,構建章節目次。全書的綱目,依據作者獨立建構的創新框架拉開,上,中,下三大篇,是從出版載體的流變邏輯展開,具體章節則依據其對出版學科四大維度的分類進行鋪陳敘述。宏大駁雜的出版學科,在這一建構邏輯中,不僅坐標明確,維度清晰,同時也在傳統出版史的基礎上,拓展了出版史的外延,正如《人民日報》理論版所刊發的該書書評所言,“該書在構建一個新的出版史理論和結構范式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類視角:“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出版史觀

  出版是文化的載體,一部出版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在以往的以“中外”為題的出版史著作中,往往把中國與外國割裂成兩部分,而萬安倫的《中外出版史》,則把中國納入到世界文明和文化的體系與框架中。這不僅是體例的突破,也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中,把中國與世界各個民族與國家的出版文明,納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話語體系。這部專著帶我們溯源了人類文明的由來,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從陶器泥板、莎草貝葉到龜甲獸骨,從竹簡木牘到泥版書,人類的文字和文明都伴隨著一系列的載體,從遠古中走來。正如郝振省在序言中所說,該書“將出版的‘歷史’放置于全人類的大視野中,以時間流淌的歷史縱軸徐徐展開,體現出全人類的出版史觀”。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還體現在作者跳出了主觀,跳出了國別和民族的局限,來回溯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告別鉛與火,迎來光和電,奔向數與網”,《中外出版史》帶我們追溯從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從非洲布須曼人的“巖畫”到古代中國的陶畫符號,從兩河流域的泥版書到南亞次大陸的貝葉書,直到今天正在熱火朝天的虛擬出版、人工智能出版,甚至未來的“大腦意識出版”,一頭連接著人類最古老神秘的原始文明,一頭直指最前沿,甚至尚待實現的未來出版,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有著令人腦洞大開的無限延展。雖然涉及時間上巨大延展和空間上的無限廣闊,甚至在未來出版科學上的部分有驚人判斷,但厚實準確的史學材料引用和豐富的圖文案例呈現,顯示了這部學術著作守正出新的學理邏輯。

  全書的出版載體劃分方式,其實揭示的是出版文明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邏輯遞進。讓人聯想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機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這一論述。而人類發展從“硬”到“軟”再到“虛擬”,這一歷程其實就是人類生產力不斷飛躍的結果,而文明文化的傳播也從古老艱難的竹簡木牘時代進入今天的數字時代。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人類從“聲光電磁”發現后,進入音像出版和數字出版時代,則步入了全新的虛擬出版時代。作者對虛擬出版進行了分期和判斷:“聲光電磁的出版創新”是虛擬出版的萌芽期;“計算機出版革命”階段是虛擬出版的發展期;“數字出版”階段是虛擬出版的當下狀態;“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腦意識出版”是虛擬出版的未來形態。

  書中也呈現了大量的歷史小故事、豐富的圖片,比如商博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歷史等等,讓厚重的學術并不“高冷”,這不僅適合高校新聞出版的學生作為教材和學術讀物,同樣也是具有可讀性的“科普書”。該書從“出版”一詞啟航,串聯起了人類歷史、文學、科技、傳播等眾多學科的維度,繁而不亂。還有一大亮點是,書中許多珍貴照片,是作者經過大量游歷尋訪后親自拍下的,比如攝于埃及的莎草紙畫,攝于寶雞石鼓山的秦石鼓文,貴州關嶺的“紅崖天書”巖刻等。作者是在不斷游歷、尋訪、閱讀、教學、寫作和思考以及與同行、學生的不斷思想碰撞中完成這一著作的。

  結語

  作為出品方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推薦這本書:“本書在充分吸收和繼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突破了現有中外出版史材料老舊的局限,大量使用新材料、新觀點。”并認為:“這些見解和判斷令人耳目一新,十分具有創新意義。全書按照‘出版載體’‘出版符號’‘出版技術’‘出版活動及成就’四大方面內容進行邏輯建構。邏輯清晰,層次分明,體大思精。” 出品方正是看中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將其作為重點圖書給予精心設計并推出。

  這本《中外出版史》,在前輩學者出版史研究的基礎上,從出版載體的“覺醒”作為邏輯起點,用出版的四大維度打開一幅條理明晰的出版“疆域”版圖,再從這片縱橫坐標的橫面上站立起來,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重梳出版史,由點及線,從線到面,由面至體,最終變為豐滿立體創新之著,這也是對人類出版史全新理論和邏輯框架的構建過程。

  (作者系安徽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簡介

姓名:王劍飛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蔡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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