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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同學:垃圾食品、社會階層與民族表述置換 ——基于南嶺民族走廊四村的田野調查分析
2019年06月28日 08:44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譚同學 字號
關鍵詞:垃圾食品;社會階層;社會問題;民族問題;表述置換;

內容摘要:

關鍵詞:垃圾食品;社會階層;社會問題;民族問題;表述置換;

作者簡介:

  摘要:在南嶺民族走廊鄉村中,垃圾食品消費與政府治理是否到位,以及農戶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階層地位關系密切。但在貧富分化、民族意識定向推定等因素作用下,作為社會問題的垃圾食品卻易被置換表述為“民族問題”。經濟發展和日常化社會治理,方是對癥之藥。防范社會問題轉化為“民族問題”,應是中國民族與社會理論本土化的探索方向之一。

  關鍵詞:垃圾食品;社會階層;社會問題;民族問題;表述置換  

  作者簡介:譚同學,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南嶺民族走廊社會分化與治理轉型研究”(編號:16BMZ090)的成果。

  一、引言

  當城市中產階層在互聯網、微信圈等現代媒體上,熱議“消費降級”,“拼多多”網絡平臺上假貨“多多”以及榨菜銷量明顯上升背后究竟隱含了怎樣的社會事實和意義時,某些偏僻鄉村中消費級別本就不高的階層,卻向來是沉默的。筆者在鄉村調查中,就常碰到垃圾食品,它們價格低廉,很受小孩“歡迎”,銷量不小。而其背后,則無疑與家長收入水平不無關系。從社會分層視角看,雖然不同理論考查社會階層的指標有別,但收入水平是應用最廣泛的依據,其他指標皆與之直接或間接關聯[1]。因此,此類食品消費折射出的農戶的收入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也可標識其社會階層地位。

  當然,消費品乃至收入水平本身,并非判斷社會階層的唯一依據,例如政治權力、社會聲望等也很重要[2]。同樣,消費品與社會階層也非機械的一一對應關系。如布爾迪厄就曾指出,社會階層會體現為品位上的區分[3],而其背后則是不同階層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4]。福賽爾也發現,人的社會地位、等級會呈現在看書的格調、審美品位等細節上[5]。甚至于,如波德里亞所批判的,當人們著重于象征(符號)交換的時候,消費具有“仿真”的性質,商品則成為偶像化的“集體幻想”[6]。在此種狀態下,消費品并非人的真實需要,與其社會階層也不匹配,純屬滿足幻覺。

  當消費品與社會階層關系中疊加了民族因素之后,則更易相互擴展、激化乃至衍生出其他問題。如馬戎、馬忠才、胡聯合等人調查發現,部分地區行業結構、職業結構的差異[7],以及收入水平、職業地位的差異[8],與民族邊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9]。陳懷川[10]、李靜與王麗娟[11]等人則認為,“民族內部分層”比民族間的“民族分層”更顯著且具有實質性。陳晶等人提出,應注意兩種分層交錯和疊加的現象[12]。吳曉剛與宋曦還從更具體的社會分化途徑入手,指出“民族分層”主要發生于體制外領域,擁有體制內工作的不同民族成員收入差別不大[13]。以上觀點雖不乏差別,但無疑義的是,民族內部或族際的不平衡可能導致隔閡、抵觸的社會心態(心態反應具有模糊特點,收入差別計算準確度如基尼系數究竟是0.5還是0.45,不甚重要),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對此,筆者也曾指出,民族意識并不必然對其他民族和族群有排他性,但社會分層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易轉為情緒化的偏見[14]。

  以下,本文將嘗試結合筆者近年在南嶺民族走廊跟蹤調查的甲、乙、丙、丁村(分別位于桂北、粵北、粵東北和桂東北,均為化名)的垃圾食品問題及其在社會心態上所呈現的社會階層與“民族問題”、話語表述之間的關系,略作探討。

作者簡介

姓名:譚同學 工作單位: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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