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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農村政策動員的價值趨向
2019年05月27日 09: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黃立豐 字號
關鍵詞:農村政策;改革開放;加之趨向

內容摘要:黨的農村政策動員,是指黨在廣大農村為了推動“三農”政策的執行和落實,運用多樣化的宣傳方式和傳播渠道,對政策對象進行思想觀念和心理意識的引導和動員,以此影響和改變其態度、價值觀和期望,促使其自覺、自愿地遵循黨的相關政策的制度性安排。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動員還更深層次地解放了廣大農民的思想在改革初期,黨積極倡導物質激勵,進一步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農村政策動員還被更多人看作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禁動員,即過去人民公社的體制對農民的“控制”程度空前絕后。二、市場引導奔小康:黨在市場化浪潮中的政策動員趨緩與農民市場主體性的膨脹及迷失1985年起,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不斷“發酵”,特別是這一黨的農村政策動員以積極推動廣大農民致富為主導,逐步釋放了其想要成為市場投資主體進而致富的強烈欲望。

關鍵詞:農村政策;改革開放;加之趨向

作者簡介:

  黨的農村政策動員,是指黨在廣大農村為了推動“三農”政策的執行和落實,運用多樣化的宣傳方式和傳播渠道,對政策對象進行思想觀念和心理意識的引導和動員,以此影響和改變其態度、價值觀和期望,促使其自覺、自愿地遵循黨的相關政策的制度性安排,并積極參與政策活動而最終實現政策目標的行為和過程。黨的農村政策動員的價值在于通過政策的鼓勵引導,更大程度上滿足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努力形成黨和農民的共同體關系,進而一致集體行動推進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

  一、包產到戶求溫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推行及其動員績效持續釋放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在改革初期,中國共產黨適時倡導以物質激勵為主的農村政策動員形式,恰恰契合了處在貧困交集中的廣大農民的迫切需要。在中國農村的改革初期,黨積極推進物質激勵性政策動員,從“包產到戶”試驗到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與廣大農民的生存需求達成了高度契合,也使得黨與農民在改革開放初始階段就處于利益取向一致的共同體之中。

  (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黨倡導物質激勵而進行政策動員的產物,其持續釋放出動員的經濟績效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最初農民的“包產到戶”試驗,到黨的政策醞釀,再到逐步推行,這樣一種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指導實踐的發展軌跡,從改革初期的幾個中央“1號文件”就已經清晰地得以彰顯,其對于“包產到戶”的提法,從最開始的“不許”“不要”變為有條件“允許”,再變為“完全放開”,給予高度評價,力度逐漸加大,且總的動員精神不斷向前發展。

  (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動員還更深層次地解放了廣大農民的思想

  在改革初期,黨積極倡導物質激勵,進一步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農村政策動員還被更多人看作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禁動員,即過去人民公社的體制對農民的“控制”程度空前絕后,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從更深層次上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欲望,動員他們無須顧慮去追求富裕生活,釋放了其能動性和創造性,并在實踐中逐漸體現出這一農村政策動員的重大正績效。

  二、市場引導奔小康:黨在市場化浪潮中的政策動員趨緩與農民市場主體性的膨脹及迷失

  1985年起,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不斷“發酵”,特別是這一黨的農村政策動員以積極推動廣大農民致富為主導,逐步釋放了其想要成為市場投資主體進而致富的強烈欲望。同時,隨著動員過程的進一步展開,黨的農村基層政權對廣大農民的“調控力”逐漸減弱,盡管取消了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黨和國家可通過調整宏觀的經濟參數來影響農民的經濟行為,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影響廣大農民的市場行為,特別是隨著土地等生產資料和農民自身勞動力安排逐一放開,農民的自主性無限放大,使得上述黨的農村政策動員逐漸偏離了改革初期所預想的運行軌跡。

  (一)農民市場主體性的膨脹和黨對農民市場引導的政策動員趨緩,使其在奔小康的市場競爭中陷入窘境

  在“大浪淘沙”的競爭環境中,特別是隨著城市改革逐步深入,廣大農民才發覺展現在其面前的市場環境并沒有預想的精彩和誘惑,在這樣一個黨的農村政策動員力度趨于放緩、制度供給相對滯后的現實面前,農民的市場參與手段顯得極為有限。

  (二)市場化的進一步沖擊,致使農民市場自主性逐漸迷失并滋生重重矛盾

  90年代中國農村奔小康的發展步伐相對放緩,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停滯,這期間的一些矛盾問題也不斷出現。特別是當時過高估計了農民的生活富裕程度,各種出現的向農民集資、攤派、罰款等現象層出不窮。甚至還有不少地方由于不斷加重農民的負擔而引發干群之間的一些矛盾沖突,這嚴重影響到了黨與農民之間原有的共同體關系。

  三、城鄉統籌促發展:黨的支農惠農的政策動員深度回歸與農民積極性再激發

  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方針,特別是總結了農村改革20年來的基本經驗,如必須承認并充分保障農民的自主權,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首要出發點;必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依靠群眾推進改革的偉大事業;必須從全局出發,高度重視農業,使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協調發展等。這一重要決定,使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農村改革的“陣痛”之后,開始重新審視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認知到在市場競爭面前,若減緩農村政策動員的力度,顯然會使農村改革陷入窘境。

  (一)黨大力動員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政策全面啟動

  2000年我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廢止農業稅,轉而實行向農民補貼的新政策。對此,黨中央主要通過兩個階段改革農村稅費制度。一是“減輕、規范、穩定”的正稅清費階段。二是逐步取消農業稅階段。在規范農村稅費制度的基礎上,取消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建立農民增收減負的長效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2005年,降低農業稅稅率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鼓勵有條件的省區市自主進行免征農業稅試點,全面取消牧業稅,并于年底通過了關于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這一黨的農村政策動員的實施,不僅宣告了延續千年的“皇糧國稅”制度被徹底終結,也宣告了實施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政策的全面啟動。

  (二)黨對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政策動員,使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取得實質突破

  2006年,中央“1號文件”全面和具體地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行部署,積極動員各

  種力量協力推進。其中,黨和國家是動員和投入的主體。在新農村建設的長期過程中,固然需要動員農民、企業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和投入,但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是要依靠國家財政政策的調整和投入,同時,對于建設的目標要求,也需要黨和國家進行廣泛的動員和宣傳。

  四、鄉村振興謀幸福:黨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政策動員持續深化與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視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堅決強調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黨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政策動員,深刻彰顯共享發展新理念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施政理念,此后,不斷闡述和豐富其中的內涵,特別明確地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表明了農村貧困人口能否如期脫貧成為最終評判我國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

  (二)黨進一步發出鄉村振興的政策動員令,努力譜寫新時代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幸福篇章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指明了“產業融合、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這是對新時代“三農”工作進行的全新部署。

  五、結論與啟示

  黨的農村政策動員從改革初期“包產到戶求溫飽”直至新時代“鄉村振興謀幸福”,其始終圍繞著改革進程中廣大農民的諸多利益問題而展開,并以滿足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為動員的價值遵循,從而盡可能通過這樣的農村政策動員,努力使黨與農民處于利益取向一致的共同體之中。

 

  (作者單位: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原題《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農村政策動員的價值趨向——從“溫飽”到“幸福”的演進邏輯》,《理論月刊》2019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阮益嫘/摘)

作者簡介

姓名:黃立豐 工作單位:中共寧波市委黨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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