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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做到了什么 ——4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自信與戰略自覺
2019年06月27日 09:43 來源:《科學社會主義》2019年第1期 作者:辛鳴 字號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奇跡;中國之治;中國道路;中國貢獻;

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回答“改革開放做對了什么”,首先要回答“改革開放做到了什么”。4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一枝獨秀的“中國奇跡”,實現了國家治理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之治”,走出了一條偉大復興和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道路”,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了“中國貢獻”。始終堅持正確的發展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指向,堅持以寬廣的世界眼光與堅毅的大國擔當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這是改革開放的戰略自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著名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奇跡;中國之治;中國道路;中國貢獻;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回答“改革開放做對了什么”, 首先要回答“改革開放做到了什么”。4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一枝獨秀的“中國奇跡”, 實現了國家治理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之治”, 走出了一條偉大復興和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了“中國貢獻”。在實踐中“做到了”就有資格、有底氣在道義上講“做對了”, 這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自信;始終堅持正確的發展觀,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指向, 堅持以寬廣的世界眼光與堅毅的大國擔當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這是改革開放的戰略自覺。

  關 鍵 詞:改革開放; 中國奇跡; 中國之治; 中國道路; 中國貢獻;

    作者簡介:辛鳴,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基金項目:中宣部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研究”階段性成果;

 

  在中國改革開放走過40年輝煌歷程, 開始繼續走向新征程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經常會被提出來:“中國改革開放做對了什么”。要想真正回答這一問題, 首先要回答“中國改革開放做到了什么”。全面系統地梳理改革開放40年的輝煌成就及其背后的成功密碼, 不僅可以增強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實踐自信, 更可以增強新時代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戰略自覺。

  一、經濟社會發展一枝獨秀的“中國奇跡”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直觀的成就當屬經濟社會發展創造的奇跡。這是中國社會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邏輯必然。同時, 可量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更加凸顯出“奇跡”的特點。

  經濟增長速度是衡量一個經濟體最基礎的指標。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79億元, 到2017年增長到82.7萬億元, 40年增長了225倍, 年均實際增長9.5%, 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近代世界500年以來, 有過一些小的經濟體較長時間保持較高增長, “亞洲四小龍”從1963年到1990年間達到過年均9.2%的增長1;有過一些大的經濟體短時期的快速增長, 日本從1951年到1974年間有過年均9.1%的增長, 1975年后迅速下降為2.6%2;還有過個別經濟體通過發戰爭財實現高速的增長, 美國在1941年到1943年間經濟增長率高達22-25%以上, 但是從1920—1975年長時期看, 美國經濟增長只有2%3。但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 以和平的發展方式保持40年不起伏、不間斷的高速增長, 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而且, 在高速發展背景下, 中國還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 甚至當其他國家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 中國還能大大地“拉上一把”。經濟學家林毅夫引用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做了一個很形象的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 當時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人均GDP的平均數是490美元, 我國不到它們的三分之一。但40年后, 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并且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 拉開了與世界排行第三大經濟體一倍以上的體量, 接近其后四大經濟體總量的總和。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 按照美元核算2017年經濟總量, 日本為4.8萬億, 德國3.7萬億, 英國2.6萬億, 印度2.5萬億, 而中國已經超過12.2萬億。

  經濟增長的效能當然會轉化為居民收入的增長與貧困的消除。改革開放40年, 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 去除物價變動等因素實際增長了22.8倍。無論是大規模的海外游還是大手筆的海外購, 拋開復雜情緒的微詞, 一個客觀事實是中國老百姓實實在在有錢了。與之相應, 中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 占整個世界減貧人口的70%以上, 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 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 外國學者慨嘆“中國的減貧成就比中國的經濟增長更為神奇”4

  奇跡從來不是空口無憑, 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 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等等, 所有這些成就的背后都有著一連串亮麗的發展數據與指標在支持。那么, 中國社會又是如何創造這樣的奇跡的呢?歸結為一個詞, 就是“發展”。

  發展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主題詞, 促進發展是中國社會40年來的主旋律。從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著名論斷以來, 這一要求就成為了此后歷次中國共產黨黨代會報告的保留用語。十五大:“發展是硬道理, 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展”, 十六大:“發展是硬道理, 必須抓住一切機遇加快發展”, 十八大:“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 決不能有絲毫動搖”。在黨的十六大上, 中國共產黨又做出一個新的論斷:“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這一論斷也成為了隨后黨代會的常用語。十七大:“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十九大:“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發展, 首先是快速發展。1987年10月13日, 鄧小平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呢?”5“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 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 是必要的, 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當然, 鄧小平同時也指出, 我們的經濟發展“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 還是要扎扎實實, 講求效益, 穩步協調地發展。”6“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 跳一個臺階, 跳了以后, 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 再前進。”7

  當發展有了一定基礎之后, 發展的內涵就更加豐富全面了。21世紀初, 中國共產黨提出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 第一要義是發展, 核心是以人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 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8發展當然是第一要義, 但發展必須既要速度也要質量與效益。2006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9, 并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這是發展理念的進步, 亦是發展觀的提升。中國共產黨人的發展觀創新沒有止步。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進一步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明確要求“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10。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 我們靠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仍然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努力使發展達到一個新水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要堅定不移堅持, 同時必須堅持科學發展, 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 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11這既是40年改革開放取得發展奇跡的秘笈所在, 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推進改革開放戰略自覺的充分體現。

  二、國家治理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之治”

  中國改革開放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大幅的時空壓縮意味著深刻劇烈的社會結構轉型;大量的社會問題在短時間內集中釋放, 意味著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巨大挑戰。比如, 社會貧富差距客觀上在拉大。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匯總, 1978年, 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43.4元和133.6元;到2017年, 分別增長至36396元和13432元, 是1978年的106倍和100.5倍。但從城鄉居民歷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來看, 1978年為209.8元, 到2017年已經攀升至22964元。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社會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超過這一數值, 社會問題就亮了“紅燈”, 數值越大, 風險越大。而中國社會2003年時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9, 后來雖有所回落, 依然處于高位, 2017年為0.467。12又比如, 人口流動歷來是社會治理的難題。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流動人口規模最高時超過2.5億人, 相當于2個日本、3個德國、4個英國的人口規模。如此龐大的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壓力是巨大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特別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后, 各種唱衰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 不同版本的“中國崩潰論”花樣翻新。但是, 中國非但沒有崩潰, 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 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社會大局保持了長期的和諧穩定, “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13, 實現了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之治”。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曾經志得意滿、占盡實力與規則優勢的西方社會卻出現了“西方之亂”。現在西方社會有一個很時髦的詞“黑天鵝”, 用來指一些很罕見的、不可預料的卻又影響巨大的不好事件。美國次貸危機是“黑天鵝”、歐債危機又是“黑天鵝”, 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是“黑天鵝”、英國宣布脫離歐盟是“黑天鵝”、意大利公投修憲失敗也是“黑天鵝”, 尤其后三只“黑天鵝”是一年之內飛來的, 所以, 2016年被稱為是“黑天鵝元年”。

  面對如此巨大的反差,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問一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究竟做了什么, 讓一個深度變革的社會能如此行穩致遠?其實也是一個詞, “以人民為中心”。

  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就提出著名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出“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 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這是貫穿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核心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 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14要求“全面小康一個都不能少”, 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5年2月27日,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 習近平更是明確提出“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要求。所謂“獲得感”, 就是指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發展不能是“數字游戲”或“速度游戲”。改革開放的發展好不好, 不看文件報表, 而是要去問問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如果人民群眾得到了實惠, 生活得到了改善, 權益得到了保障, 這樣的發展就是好的發展;如果所有的發展都是確保人民群眾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不斷有新進展,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持續有新收獲, 這樣的發展就是“以人民為中心”。

  “人民中心”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核心”的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 “以人民為中心”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感、有了向心力;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 有了黨中央這個坐鎮中軍帳的“帥”, 就能做到“軍民團結如一人”。為什么中國社會能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能夠規劃不僅是五年乃至三十年、五十年的奮斗時間表、發展路線圖, 就在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可以領導中國社會朝著認準的宏偉目標一以貫之地走下去。當西方社會的政黨為討好自己“票倉”的少數利益集團而傷害其他社會群體利益導致社會撕裂的時候, 為了贏得執政而煽動民粹主義情緒, 做不負責任許諾、提不實事求是目標動搖社會根基的時候, 為了執政期間的虛幻業績涸澤而漁, 頻頻出臺飲鴆止渴政策斷送未來希望的時候, 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自信從容、行穩致遠, 全心全意致力于為中國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長遠利益而永遠奮斗。15

  以人民為中心, 就要讓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 但是, 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并不只是選舉和投票, 還要有也必須有協商和討論。2014年, 習近平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時舉重若輕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社會的民主觀。習近平講了三層含義:一是民主形式, 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的直選上;二是對民意的回應, “中國在追求和反映民意方面, 做得不比西方國家少, 甚至還要更多”;第三, 民意代表性, “西方的政黨往往是某個階層或某個方面的代表, 而中國共產黨必然也必須是代表全體人民的。”為此, “我們要有廣泛的民主協商過程, 而且要幾上幾下。”16作為民主制度的中國創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 讓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能有權利、有渠道、有機會充分闡述自己的意見、充分表達自己的訴求、充分維護自己的權益。當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個“平行四邊形”、當中國夢這個“最大同心圓”是來自眾人“合力”, 當每一個人的意愿都體現在“合力”中的時候, 對改革開放的認同、對國家治理的認同也就心甘情愿、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偉大復興和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面貌為之一新, 地位與日俱增, 就來自在40年改革開放中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是大勢所趨, 但如何真正走向現代化是需要仔細掂量、認真探索的。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是多線式的, 現代化不是“西方化”, 不能人云亦云, 更不能東施效顰。特別是在現代社會, 昔日西方強國通過殖民與掠奪走向現代化的模式已經成為昨日黃花, 不可能復制也不會重現。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評判。中國在現代化的起步階段不照抄照搬, 在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階段更不亦步亦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背景下通過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這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 一定“要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 基于“中國自己的條件”, 走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我們過去是這樣做的, 未來還要堅定不移做下去, 在這方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戰略定力。

  20世紀80年代初, 小康社會是鄧小平心中的“中國式的現代化”17, 后來它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再過不到兩年時間,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目標就將完美收官, 中國社會“富起來”的歷史任務即將完成。數十年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堅韌前行, 讓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站上了一個新的起點。在這樣的背景下, 黨的十九大適時做出重大戰略調整與戰略部署, 開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發, 推動實現全面現代化, 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國際和國內都有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強調“特色”不理解。其實, 對中國社會來說, “特色”不是意識形態論辯的擋箭牌, 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這就是走自己路的堅定不移, 是把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緊密結合的一以貫之, 是在自己的歷史文化中讓制度內生性演化的高度自覺。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已經充分看到了這一點。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馬丁·雅克在本世紀初就提出,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新“現代化模式”的崛起。18

  在改革開放這一偉大社會變革中走出來的中國道路, 不是我國歷史文化“母版”的簡單延續, 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模板”的簡單套用, 也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 更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模式的“翻版”。中國道路名為“特色”, 但眼光是世界的, 情懷是人類的, 思維是整體的。“特色”面對的是普遍的問題, 中國道路思考的是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中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平發展這一普遍問題;回應的是如何讓一個社會中更多的人過上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這一共同期待;體現的在既定的生產力框架下如何讓制度更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并推動生產力向更高水平發展這一一般性規律。這一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 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2017年12月, 出席世界政黨大會的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主席沃伊捷赫·菲利普提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了發展社會主義和建設公平社會的新思想新模式, 使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和建設繁榮美好的未來社會更加充滿希望。

  世界社會主義承載著人類探索消滅剝削、實現更美好社會制度的理想和使命一路走來, 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成功到多國發展, 有過慷慨悲歌、有過高歌猛進, 也遭受過曲折徘徊、困境低潮。上世紀80、90年, 西方反社會主義勢力一時甚囂塵上, 甚至宣稱“歷史已經終結”于資本主義制度。但是,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 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使得馬克思主義“破產論”破產、“歷史終結論”終結、社會主義“失敗論”失敗, 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習近平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 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 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 是十分重大的。”極大地鼓舞和堅定著世界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更加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的信心。

  中國道路的成功會不會取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呢?一些西方學者業已得出肯定的判斷。馬丁·雅克在《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中講, 在一個中國作為“文明國家”并占據主導地位的“后西方世界”里, 中國成為催化劑, 可能出現更具多樣性的國家發展形式。巴西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奧利弗·施廷克爾在《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中指出, 中國拋開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 將西方“民主法治”視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臨時畸變”, 通過建立“平行秩序”, 增加了新興國家的自主性, 東方崛起將成為常態。

  從他者的視角來觀察中國道路的人類社會發展意義, 或許講得也是事實。但是, 我們的態度是, 在可預計的相當長時期內, 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之間尚不存在誰終結誰的問題。尤其在當下的歷史階段, 中國道路的成功, 不是消除了西方社會發展模式, 而是提升了兩條發展道路、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相互競爭的水平。至于更長時間跨度下會是什么結果。我們不妨借用鄧小平一句話, “我們的后來人比我們更聰明, 他們會解決這個問題的。”過早地宣布中國發展模式對西方發展模式的取代, 對中國尚處于行百里半九十的復興之路是不利的。19

  四、建設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國貢獻”

  用占世界7.2%的國土讓20%的人過上了小康生活, 用與美國相當的疆域養育4倍于美國的人口, 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很大的貢獻。但這只是中國改革開放很小的一個側面。中國改革開放不是也不滿足于“獨善其身”, 而是通過發展自己更好地“兼濟天下”, 造福人類、造福世界, 為世界謀大同。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據世界銀行測算, 2012年至2016年主要國家和地區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 美國為10%, 歐盟為8%, 日本為2%, 中國達34%, 超過美、歐、日貢獻之和。2017年中國更高達34.6%, 約為美國的兩倍。更為突出的是, 在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率超過50%, 堪稱以一國之力力挽國際金融危機之困, 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做到過的。

  中國的發展還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市場。2001年到2017年, 中國貨物進口平均增速達13.5%, 是世界平均數的兩倍;同期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平均增速16.7%, 是世界平均數的2.7倍。中國的發展為世界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80多個, 這為當地增加了24.4萬個就業崗位。安永事務所一份研究報告表明, 2005年到2016年, 中國在非洲創造的就業崗位超過13萬個, 是美國創造崗位的3倍多。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經貿關系報告》, 1990年到2016年, 中國為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創造了180萬個就業崗位。20

  “中國制造”為世界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 “中國創造”在高新科技領域為人類美好生活提供新的選擇, “中國建造”足跡遍布全球, 為世界建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嶄新工程。習近平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提到的這三種行為方式, 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對世界做出貢獻的重要形態, 并且深度改變著世界的面貌。2017年5月, 非洲吉布提共和國總統蓋萊在由中國建造的多哈雷多功能港開港儀式上動情地說:“西方人來了100多年, 我們的國家還是這么窮, 中國企業才來了3年, 就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 讓我們看到了希望。”21這樣的案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越來越普遍。

  甚至包括中國反貧困也具有極其重大的世界意義。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 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 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所以,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 “過去10年, 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沒有僅僅止步于此。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 毛澤東就提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2, 這一貢獻不僅體現在為世界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 更體現在為世界建構更加美好的家園, 為人類貢獻“大同世界”。新時代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秉承“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的歷史底蘊, 抱守“協和萬邦”“和實生物”的文化精神, 洞察世界各國人民前途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趨勢, 順應并引領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 推動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當仁不讓擔在了肩上。

  20世紀以來的世界格局是以西方發達國家利益為中心建構起來的。這一世界格局是一種中心與邊緣的模式, 發達國家居于世界經濟政治中心, 后發展的國家、發展中國家處于世界政治經濟外圍邊緣, 發達國家通過建立在實力優勢、歷史地位優勢基礎上的規則“合理合法”占有外圍國家的勞動來維持其既得利益與既有地位。這一世界格局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也有著相當的歷史合理性, 對促進20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是有貢獻的。但是, 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 這樣的格局越來越難以反映真實的世界力量變化, 越來越難以體現現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訴求。不僅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再愿意接受, 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也自感力不從心, 茫然無措。前面講到的“西方之亂”其實就是這種困境的折射。

  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一種新世界觀、新價值觀和新方法論。是把世界作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運共同體, 讓所有人榮辱與共, 不論大國小國, 不論發達還是欠發達, 在共贏、共商、共建、共享中, 讓世界各國人民的夢想成真;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反映了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追求, 匯聚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繁榮向往的最大公約數, 為世界大同繪制了藍圖, 標注了高度;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主張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 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 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 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和而不同”, 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 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 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 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 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 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

  一種好的世界觀不僅要理論上講得通, 也要在實踐中做得到。黨的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發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有力的戰略推手之一。

  近些年來, 經濟全球化面臨著巨大挑戰, 去經濟全球化、反經濟全球化的動作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頻現。但這只是近代以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失敗, 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失敗。人類社會發展實踐表明, 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力量只有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才可能真正存在, 更加美好的人類社會發展狀態也只有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才可能真正實現。所以, 中國社會中流砥柱, 舉起了捍衛推動改善經濟全球化的大旗, 圍繞“一帶一路”倡議進行的創建自由貿易區、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等這些推進全球經濟治理的舉措, 事實上建構起了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新樣態, 一種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習近平指出:“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對世界好、對世界各國人民好, 要由各國人民商量, 不能由一家說了算, 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23中國推動全球治理變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 而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朝著更加真實客觀反映國際力量對比現實的方向發展, 朝著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意愿與利益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過程中, 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而不是相反。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思想之光一旦照進實踐, 現實世界就會光明起來。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到“一帶一路”的百花園、順風車, 再到文明多樣性的“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以及全球治理體制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 等等。當這些理念越來越為世界所接納、所認同、所踐履時, 世界將會呈現出一種嶄新的面貌, 人類社會將會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這正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注釋

  1 歐梅:《“四小龍”實際經濟增長率》, 《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8期。

  2 陳樂一:《日本經濟的增長與波動:1951-2002》, 《財經問題研究》2005年第10期。

  3 蔡昉、林毅夫等:《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經濟發展》, 《經濟學動態》2018年第8期。

  4 萬廣華:《普惠性是中國減貧一大秘訣》, 《人民日報》2018年2月12日。

  5 (6) (7)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55、375、368、54頁。

  6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第11-12頁。

  7 《努力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 《人民日報》2006年12月8日。

  8 (14) (23)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 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第197、213-214、41頁。

  9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 ,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第828頁。

  10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8》,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版, 第87頁。

  11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16頁。

  12 辛鳴:《“中國之治”的制度邏輯》, 《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6日。

  13 《習近平與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 《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

  14 馬丁·雅克:《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 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第21頁。

  15 辛鳴:《道理:中國道路中國說》,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版, 第310頁。

  16 鐘軒理:《涇渭由來兩清濁---給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算算賬》, 《人民日報》2018年10月10日。

  17 《“中國奇跡”背后的必然邏輯》, 新華社專稿, 2017年10月12日。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2頁。

作者簡介

姓名:辛鳴 工作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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