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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重構社會組織的考古學探索
2019年06月27日 09:40 來源:《江漢考古》2019年第1期 作者:陳暢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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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結構主義考古學研究方法,屬于解釋考古遺存的方法論,強調對共時性和整體性的把握。本文介紹了結構主義基本內容,并通過姜寨聚落、大南溝墓地、毛慶溝墓地的案例說明結構主義在重構古代人群社會組織和認知方面的應用。

  關鍵詞:結構主義;方法論;社會組織;認知

    作者:陳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結構主義考古學研究方法屬于解釋考古遺存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以整體觀[1]為基礎,準確客觀地觀察所有遺存現象,建立遺存之間一系列對立、相關、類似等關系,進而對社會關系進行探索。研究關注點在于確立事物的“矛盾”[2],主要手段在于分類,最終的目的在于揭示考古遺存體現的認知體系。

  人們常常依賴同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具體問題可能很不同,但它們都具有屬于“矛盾結構”的共同特性,矛盾的內容遠不如矛盾本身的存在重要[3]。結構主義者的任務在于從現實中甄別和分離出具有戰略意義的矛盾層次,也就是可以用模式表示的層次,無論模式的性質如何[4]。為了描述和解釋某一組現象,可以出于不同理由構想出許多模式,這些模式各個不同,但是最優秀的模式永遠是那個真實的模式,即那個不僅是最簡單的,而且能夠滿足以下雙重條件的模式:只利用被考察的現象,同時又能夠說明全部現象[5]。研究的分類邏輯不可能預先設定,對具體遺存現象的分類和對矛盾關系的邏輯闡釋是研究的兩個步驟。

  一、結構主義是什么

  20世紀30年代以來,發軔于語言學的結構主義,很快發展到人類學、心理學、數學、物理學等學科。1968年,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一書中指出:“不能把它作為一種學說或哲學看待,結構主義主要地乃是一種方法,有為這個術語所包含的技術性、強制性、智慧上的誠實性以及在逐步的接近過程中取得進步的意思。”[6]因此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廣泛性和可復制性。

  結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結構”。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用結構主義研究了原始社會的圖騰制度、親屬制度、神話邏輯、藝術分類、思維模式和社會關系的結構。他認為:“所謂的‘結構’是要素和要素間關系的總和,這種關系在一系列的變形過程中保持著不變的特性[7]。”當分類意向似乎上升到最廣泛的一般性和最極端的抽象性時,盡管千差萬別也不能阻礙其運用一種圖式,按此圖式,現實將經歷系列逐步的精細化過程,其最終項,按照這一方法的一般概念,可表示為一種單純的二項對立,同一操作可在其他平面上重復[8]。列維·斯特勞斯善于透過混雜的現象找到事物最基本分類模式,通過多種模式體系確立“結構”。

  皮亞杰說:“這個結構主義的第一個基本原理,就是要到‘具體’社會關系的背后,去尋找出能通過對抽象模式作有演繹作用的構造才能得到的、‘無意識’的基礎結構來。由是產生了一種肯定是共時性的觀點。”[9]皮亞杰總結結構主義學派的共同特點有二:第一是認為一個研究領域里要找出能夠不向外面尋求解釋說明的規律,能夠建立起自己說明自己的結構來;第二是實際找出來的結構要能夠形式化,作為公式而作演繹應用。于是他指出結構有三個要素:整體性、具有轉換規律或法則、自身調整性;所以結構就是由具有整體性的若干轉換規律組成的一個有自身調整性質的圖式體系[10]。因此,共時性和整體性是結構研究的前提。在這一前提下,結構研究要求各類現象的分類與分布都與整體相關,也就是說任何在某一點上被觀察到的現象都與它所在的整個情境相聯系,任何一個模式都可以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這個條件并不影響模式的性質[11]。

  二、結構主義視域下的“兩合組織”

  列維·斯特勞斯指出:“‘兩合組織’[12]這一術語迄今指的是一種經常見于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的社會類型,其特點為社會共同體———無論它們是部落、氏族或村落———分為兩個偶族,其各自的成員之間有著從最親密的合作至暗中敵視的各種關系,而通常都兼有這兩種行為類型。”[13]兩合組織的村落有徑分結構和同心結構兩種基本類型[14],很多情況下兩種類型并存,甚至存在著用此類型體現彼類型的傾向[15]。兩合組織這一類呈現表面對稱性的社會結構當比二分布局更為復雜,二元現象的表面形式,最好把它視為一些真實性質不同于二元現象,而且更復雜的結構的表面畸變[16]。

  兩合組織為結構主義考古學研究提供事實依據。利奇在1973年就提出考古學將從功能主義轉向結構主義[17]。對于考古學研究而言,物質文化并不代表社會關系,但對物質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觀察社會關系的方法[18]。考古學家通過對房屋居址等遺跡的空間分布以及墓葬中人骨和隨葬品的組合方式等等的物質遺存進行分類研究,才能揭示古人的分類思想,并進行結構主義的解釋[19]。生產生活等活動產生的居址和墓地,其布局與環境與生存技術,家庭與親屬組織,階級、宗教群體和族群,專門化,價值與取向、宇宙觀等相關[20]。可以認為,結構主義為考古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從文化的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精神層面的研究路徑。

  雖然結構主義理論方法對重構古代人群社會組織有一定的優勢,但使用起來無疑是有難度的,結構主義方法至今在考古研究中并未得到廣泛采用。自上世紀90年代起,國內有一些書籍和文章對國外結構主義考古學研究做了概述[21]。但自80年代開始就有國內學者依據結構人類學理論方法,就中國的居址和墓地資料進行社會組織和認知領域的嘗試與探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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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暢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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