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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寄南:新時代中日關系如何行穩致遠
2019年06月16日 22: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吳寄南 字號
關鍵詞:新時代;中日關系;世界視野;東亞智慧

內容摘要:新時代呼喚中日兩國在地區和國際范圍內深度合作。鑒于中日關系尚處于爬坡過坎、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兩國宜努力增信釋疑,管控分歧,加強溝通,努力保持中日關系企穩向好的勢頭。

關鍵詞:新時代;中日關系;世界視野;東亞智慧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目前,國際形勢正發生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最復雜的變化。新時代呼喚中日兩國在地區和國際范圍內深度合作。鑒于中日關系尚處于爬坡過坎、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兩國宜努力增信釋疑,管控分歧,加強溝通,努力保持中日關系企穩向好的勢頭。

  關鍵詞:新時代 中日關系 世界視野 東亞智慧  

 

  在新世紀即將進入第三個10年之際,國際形勢發生了冷戰結束以來堪稱最深刻最復雜的變化。各力量中心的實力對比發生逆轉,圍繞國際規則主導權的博弈空前激化,而由于霸凌主義、保護主義的抬頭,國際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公共產品赤字、全球治理缺位。大國間的戰略博弈也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

  新時代呼喚中日兩國在地區和國際范圍內深度合作,共同應對嚴峻的挑戰。兩國應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盡可能延長雙邊關系改善的“窗口期”,夯實雙邊關系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

  一、國際形勢正在發生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最復雜的變化

  在新世紀即將進入第三個10年之際,國際形勢發生了冷戰結束以來堪稱最深刻最復雜的變化。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新時代”這一概念,以區別于迄今為止的歷史進程。然而,對“新時代”究竟如何定義,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三大變化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大變化是世界實力對比發生世紀大逆轉。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出現了堪稱“世紀大逆轉”的變化。一是“南北逆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7個新興經濟體國家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額(38.141萬億美元)就超過了西方七國集團(34.74萬億美元)。二是“東西逆轉”。IMF的統計表明,東亞地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為23萬億美元,超過了西歐的18萬億美元、美國的17萬億美元 。[1]這標志著世界經濟的重心已經由歐美轉到亞洲。出現這兩大逆轉的根本原因是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尤其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駛入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快車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GDP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2%上升為2017年的15%,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年來一直保持在30%的高水準上。論經濟體量和發展速度,中國已到了讓迄今一直處于霸主地位的美國警惕的“臨界點”。

  第二大變化是戰后國際秩序受到顛覆性挑戰。二戰結束后,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國際經貿秩序,如IMF、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曾長期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日兩國都是現行國際經貿秩序的受益者。但是,近二十年來,由于跨國企業特別是金融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逐漸向外轉移,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弊端。恰恰是在最先推進全球化的國家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逆流。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就是其典型代表。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兩年多來,動輒“廢約”“退群”、挑起關稅戰,帶頭不遵守國際經貿秩序,打破了國際社會在“守法”方面的基本心理預期。特朗普政權力圖恢復美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確保美國在科技領域全面領先,軍事領域保持強大的威懾力量,為此越來越頻繁地用國內法取代國際法,實行“長臂管轄”,其所作所為對現存的國際秩序形成顛覆性挑戰,導致國際社會出現嚴重的公共產品赤字、全球治理缺位。

  第三大變化是大國間的戰略博弈空前激化。美國從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硬實力和軟實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為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特朗普政權在外交、軍事領域發動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勢:其一是通過發布《國防戰略》《國家安全戰略》等報告,明確大國競爭是美國的“首要關切”,將中國和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大國”定位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釋放出一系列強化大國競爭、加劇戰略博弈的信號;其二是推出所謂的“印太戰略”,構建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合作機制,拼湊遏華制華的戰略包圍圈;其三是在中東、南海等敏感地區煽風點火,升高緊張局勢,藉以增強美國在熱點沖突中縱橫捭闔、從中漁利的戰略態勢;其四是執意退出《中導條約》等軍控機制,斥巨資發展低當量核武器行為,導致大國間軍事角力白熱化,出現新一輪軍備競賽。國際社會對爆發核沖突的擔憂達到冷戰結束以來最高程度。  

  二、新時代呼喚中日兩國在地區和國際范圍內深度合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開辟了兩國關系的新紀元。46年多來,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往和合作無論是從廣度還是深度而言,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但是,由于歷史的恩怨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中日關系總是跌宕起伏、曲折前進。

  目前,國際形勢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已經將中日兩國緊緊地“拴”在了一起。為應對共同面臨的挑戰,中日兩國需要認真考慮如何深化合作,朝“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方向努力,審慎推進中日關系進入新時代。

  第一,要堅持世界視野。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時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曾就締結“亞洲中的中日關系”、“世界中的中日關系”達成過共識。目前,兩國更應該堅持從大處高處認識和把握中日關系的大局。事實上,如果從地區和世界范圍的視角來觀察雙邊關系的話,就能找到許多從狹隘的角度得不到的答案。

  近二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融入統一的大市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高度契合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加深。而諸如恐怖活動、海盜襲擊、毒品走私、環境污染、大規模傳染病等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威脅,也絕非任何一個國家單獨能應對和解決。可以說,世界進入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時代。進行貿易戰的當事國雙方固然沒有贏家,即便是第三者也未能幸免。中日兩國在維護地區穩定、促使世界經濟繁榮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責任,雙贏、多贏、共贏應該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第二,要堅持同舟共濟。“同舟共濟”是中日兩國經常使用、耳熟能詳的成語。中日兩國都受益于現有的國際秩序,應共同為維護和發展現有的國際秩序作出努力。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中國支持多邊主義的決心不會改變。”這就為困惑中的世界提供了中國主張 。[2]安倍晉三首相也強調,日本應該成為自由貿易的“旗手”。他最近一次的表態是2018年9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講,其中表示:“日本國民熱切希望自己的國家領導人能成為自由貿易的旗手屹立于世界。因為日本本身就是戰后自由開放經濟體制下的受惠國,深受貿易之利、實現了舉世矚目的增長。” [3]

  國際秩序在冷戰結束后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根本的部分并沒有變,就是大國共存,共同從事負責任的行為。中日兩國既然坐在同一條“船”上,就理應在這條“船”遭遇驚濤駭浪、有顛覆危險時,摒棄“零和”邏輯,同心協力,排除風險。這對中日兩國都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第三,要堅持東亞智慧。戰后的國際秩序是美歐為主體設計和維護的,亞洲國家這些年來之所以能取得迅速發展,主要得益于這一國際秩序,同時也深感這一國際秩序帶來的發展紅利有一定的局限性。東亞是人類最早的發源地之一。東亞文明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內涵,它和其他地區的文明一起構成了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中日兩國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側面,為東亞文明的形成、發展,包括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008年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有這么一段文字:“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4]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歐美文明曾引領世界潮流。它的核心價值是崇尚個人自由發展,體現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非此即彼的“零和邏輯”。東亞文明在承認世界多樣性的基礎上,崇尚自然的和諧,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崇尚人與社會的和諧。孔子在《論語·學而》中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和為貴”堪稱東亞文明的精髓。日本新的年號“令和”中包含一個“和”字。“和”在中日兩國有同樣的解釋,即“和諧”、“和平”、“和睦”、“和為貴”,”和而不同”,等等。隨著世界的中心轉移到亞洲來,中日兩國必須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應考慮弘揚東亞智慧,將“和為貴”所代表的東亞智慧作為化解當代世界各種矛盾、分歧和對立的“鑰匙”之一。  

  三、努力增信釋疑,保持中日關系企穩向好勢頭

  目前,中日關系雖出現企穩向好的勢頭,總體上仍處于爬坡過坎、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導致兩國間對立的結構性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雙方戰略互信尚未恢復,內外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對中日關系企穩向好形成了一定牽制。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是安倍執政團隊內部的牽制力量。安倍復出后推行遏華路線,一度造成中日關系嚴重倒退。目前,他雖有意改善對華關系,但執政團隊內部未必已形成共識,政策調整的滯后及習慣性思維的作用,會導致對華外交的搖擺甚至局部后退。按照日本已故政論家若宮啟文提出的“翌年法則”,每當日本當政者與亞洲鄰國改善關系邁出一大步時,第二年往往會出現倒退 。[5]這一點值得注意。

  二是日本國內嫌華思潮的掣肘作用。2018年10月,日本言論NPO和中國外文局的調查表明,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很好”和“較好”的比例較上年增加1.6個百分點,達13.1%。中國受訪者的這一比例比上年增加10.7個百分點,達42.2%。兩者存在著明顯“溫度差”。[6]這種狀況若不能迅速扭轉,日本國內的嫌華思潮會牽制安倍走近中國的步伐,中日關系的企穩向好也很難得到保證。

  三是特朗普遏華攻勢的溢出效應。美國已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安全威脅和頭號戰略競爭者,遏華攻勢愈演愈烈,且在貿易領域、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三箭齊發”。美國勢必會對日本施壓,迫使其“選邊站”。日本雖在應對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壓力方面與中國有共同利益,但畢竟是美國的盟國,日美安保條約是其外交基軸。安倍想改變對美“一邊倒”路線,實行“兩面下注”,阻力甚大。

  目前,促進中日關系改善的積極因素和拉中日關系“后腿”的消極因素同時存在,互相較勁。宜從大局出發,珍惜難得的歷史機遇,將保持中日關系企穩向好勢頭、推動中日關系真正轉圜,作為我經略周邊環境、改善戰略姿態的關鍵“棋局”抓實抓緊抓好。以下五大思路可供參考。

  第一,堅持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2018年,中日兩國在時隔10年后再次實現年內首腦互訪。2019年,習近平主席出席在大阪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安倍首相也將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晤。包括日本防衛大臣和中國國防部長互訪在內的政府間各種磋商機制也將陸續舉行。兩國將按照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則共識,盡快讓中日關系走上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

  中日關系跌宕起伏的歷史表明,什么時候兩國忠實履行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則共識,雙邊關系就能穩定和前進,反之則會出現倒退。正如習近平主席一貫強調的,在事關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重大問題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絲倒退”。[7]

  第二,深化經貿領域的互利合作。發展經貿領域的交往一向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兩國宜加強在節能環保、金融保險、醫療介護等領域的互動,擴大雙方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契合度。落實兩國在首屆第三方市場合作官民論壇上締結的一系列協定,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和產能領域的合作中,共繪宏圖,共擔風險,共享利益,實現“三贏”或“多贏”。目前,以“日本運通”為代表的日本物流企業已深度參與“中歐班列”的運營,通過“海陸聯運”、“空陸聯運”架起溝通亞歐兩大經濟圈的“橋梁”。這是一個可喜的開端。

  第三,彌補安保領域的合作“短板”。中日兩國在安保領域分歧突出,信任缺失,是兩國民眾對對方國家親近感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彌補安保領域的合作“短板”,首先要恰當管控分歧,防止偶發沖突。兩國已啟動海空聯絡機制。下一步可考慮以中美簽署“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諒解備忘錄”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為樣板,力爭將彼此間的偶發沖突消滅在萌芽狀態。其次是加強溝通,避免戰略誤判。要盡快將防務部門的對話提升到副部長級別,并適時重啟艦隊互訪和防長互訪。再有是推動兩國在打擊海盜、跨國抗災救災等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的合作,遵循由低到高、有序推進的方針,擴大兩國共同戰略利益的交匯點。

  第四,促進民間層面的雙向交流。“國之交,在民相親。”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系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里。鑒于兩國民眾對對方國家的親近感都比較低,宜大力推動兩國傳媒界的交流合作,力求客觀、準確傳遞對方國家的有關信息。目前,兩國國民訪問對方國家的數量出現明顯的不平衡,要落實兩國政府有關5年內組織3萬名青少年訪問對方國家的安排。要重視地方自治體特別是“友好城市”間各種人文交流,努力促進民間交流隊伍的“新陳代謝”“世代更替”,加快民間交流平臺的網絡化和社交媒體化步伐。

  第五,加強知識精英的戰略溝通。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兩國的知識精英曾經進行過十分有效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戰略對話。改革開放初期,中日間有一個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出謀劃策的高層交流機制,這就是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和日本前外務大臣大來佐武郎共同發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上海在改革開放以來也得到了日本知識界精英從宏觀經濟規劃到微觀企業管理的智力支撐。目前,中日兩國經濟、社會都進入了重要的轉型階段,同時也面臨著維護地區穩定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的共同任務。鑒于雙方都存在著對對方國家戰略走向的疑慮和雙邊關系重新定位的困惑,兩國的知識精英界更需要進行直接、坦率的對話和交流,就雙邊關系和國際形勢加強溝通,客觀、理性地評價對方國家的發展趨勢,消除各自對對方國家發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學會會長)

 

  注釋:

  [1](日)久保孝雄:《大転換の時代―「南北逆転」「東西逆転」の進む世界と日本の課題》,刊載于朱建榮主編《世界のパワーシフトとアジア》,2017年12月,花傳社。

  [2]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新華社2017年1月18日日內瓦電,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3]安倍晉三:在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演說。2018年9月25日。見首相官邸網頁: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0925enzetsu.html。

  [4]《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2008年5月7日,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08-05/07/content_964157.htm。

  [5](日)若宮啟文:《和解與民族主義》,吳寄南譯,201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第48頁。

  [6](日)特定非營利法人言論NPO:“第14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2018年10月9日,見言論NPO網站: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7053。

  [7](記者 陳贄 朱東陽)《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新華社2017年7月8日漢堡電。見新華社網站: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08/c_1121286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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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吳寄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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