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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宋寬鋒:“反向格義”的紛爭與中西哲學比照中的本質主義迷誤
2019年06月28日 16:3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 作者:宋寬鋒 字號
關鍵詞:反向格義;本質主義;中西哲學史研究

內容摘要:哲學研究不同于哲學史研究,而國內哲學界的現狀則是哲學史研究占據主導地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卻相對稀缺。哲學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即“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和“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而“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顯然是國內學術界哲學史研究的主導取向。古今中西的爭執和糾結與國內哲學界以“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所進行的中西哲學史研究如影隨形。

關鍵詞:反向格義;本質主義;中西哲學史研究

作者簡介:

  哲學研究不同于哲學史研究,而國內哲學界的現狀則是哲學史研究占據主導地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卻相對稀缺。哲學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即“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和“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而“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顯然是國內學術界哲學史研究的主導取向。古今中西的爭執和糾結與國內哲學界以“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所進行的中西哲學史研究如影隨形。

  一、難免相互參照,未必“反向格義”

  作為“反向格義”概念的提出者,劉笑敢說:“‘反向格義’或許可以分為廣、狹二義。廣義可以泛指任何自覺地借用西方哲學理論解釋、分析、研究中國哲學的做法,涉及面可能非常寬,相當于陳榮捷所說的‘以西釋中’。狹義的‘反向格義’則是專指以西方哲學的某些具體的、現成的概念來對應、解釋中國哲學的思想、觀念或概念的做法。”

  就劉笑敢強調“反向格義”的特征是研究者用自己不太熟悉的西方哲學來理解和解釋自己更為熟悉的中國哲學而言,我們可以說,劉笑敢所說的“反向格義”根本就不是“格義”,或者說,它不是什么“反向的格義”,而只能是一種“反常的格義”。這種“反常的格義”乃是一種迷誤性的“創造性詮釋”。一方面,它把外在于中國傳統哲學文本的一些問題和觀念強加于它,從而扭曲和遮蔽了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另一方面,這種“反常的格義”雖使中國傳統哲學家及其哲學變得摩登和時髦,但它只不過是把當代西方哲學界的某些熱門話題、概念和理論投射在中國傳統哲學文本之上,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造性詮釋。

  不難看出,劉笑敢提出“反向格義”的說法的問題意識并不是很清楚。實際上,相關的爭論關涉的并不是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要不要借用西方哲學”,而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對于這一問題,學者們的普遍態度是反對把西方哲學作為標準和依據來分析、衡量和肢解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和思想,但卻普遍地認可西方哲學作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參照系及其可能的積極效應。

  反過來,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中,中國哲學也可能作為尺子、鏡子和窗子產生影響和效應。同時,作為研究西方哲學史的中國學者,我們不同程度上有所了解和把握的中國哲學,作為一種參照系,在西方哲學史研究的過程中一直都是在場的。不僅如此,在中西哲學相互參照的基礎上,我們也常常能夠從中國哲學獲得一些研究和解讀西方哲學的文本和思想的角度和問題,這些問題常常是西方學者所忽視或不夠重視的。

  二、中西哲學比照中的本質主義迷誤

  在中西哲學史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難免會在中西哲學之間進行比照,而在對中西哲學進行比照的時候,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最具誤導性的思想前提就是本質主義。當我們面對“哲學是什么”這一問題之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和探尋所有被叫做“哲學”的東西所共同具有的性質。但是,這種所有哲學共同具有的性質或者本質卻并不存在。

  其實,不僅所有被叫做“哲學”的東西并不具有共同的性質或者本質,而且我們所說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等也并無共同的性質或者本質。但是,在中西哲學的相互比照中,我們卻常常有意無意地趨向于本質主義的思想方式。依據本質主義的思想方式來理解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就是把“中”、“西”都看做本質主義意義上的整體。

  對中西文化或哲學的本質主義理解的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是以本質主義的方式來理解中西哲學或文化之間的差異。當研究者對中西哲學或文化之間的差異作出了本質主義的理解的時候,通常就會趨向于有關中國哲學或文化的“特質”論說。本質主義的中西哲學或文化之差異觀及其“特質”論說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主要表現為它不能合理地解釋中西哲學或文化之間的差異。它不能訴諸歷史的情境或環境的中西差異來解釋中西哲學或文化之間的差異,因為歷史的情境或環境的中西差異不具有本質性的意義。

  我們不妨反思一下這種本質主義的中西哲學之差異觀及其“特質”論說對于中西哲學史研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首先,毫無疑問,有關中國哲學的“特質”論說,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構和中國哲學傳統之價值的確證,的確產生了積極的效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特質”論說也增強了中國學者投入繼往開來的哲學創構的信心和熱情。但是,“特質”論說也極易蛻變為某種自卑心理的防御裝置和智識傲慢的修辭學。其次,“特質”論說自然會使研究者更為自覺地關注、闡發和突顯中國哲學傳統相關的方面和特性,但這種強調常常會趨向于過度和放大。不僅如此,對“特質”的強調也同時意味著對“非特質”的方面和性質的忽視、遮蔽和貶低。再次,“特質”論說易于使我們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走向一種自我陶醉和自我封閉的境地。我們知道,所謂“特質”,總是“人無我有”,退一步講,也是“人有我優”。而這樣一來,至少在“特質”的方面和范圍內,“我”向“他者”學習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拿“他者”的對應方面來與“我”的“特質”相比照,映襯出的也只是“他者”的劣勢和“我”的優長,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是“他者”應該向“我”開放和學習。

作者簡介

姓名:宋寬鋒 工作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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