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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之春》創作始末
2019年06月29日 17:00 來源:《北京晚報》(2019年6月12日36版) 作者:袁新雨 字號
關鍵詞:首都之春;畫家;創作;

內容摘要:長卷《首都之春》于1958年 11月開始,由北京畫院的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鏡涵、松全森六位畫家合作進行創作。如此看來,古一舟在六位畫家中顯得尤其特殊,而根據薛良的研究,古一舟不同于其他五位畫家的經歷在《首都之春》的創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前文所述,《首都之春》是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作品,旨在反映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都北京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根據展覽上的說明文字以及北京畫院收藏的中國書畫研究會內部通訊刊物《國畫通訊》中的內容可知,在《首都之春》創作開始之前,畫家們為了在畫作中反映新時代已經進行了大量寫生,進行素材的積累:“20世紀50年代,國畫研究會多次組織畫家外出寫生。

關鍵詞:首都之春;畫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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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至6月9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聯合主辦,北京美術家協會、北京畫院共同承辦的“京彩70年繪畫精品展”于中國美術館展出。展覽中有一幅名為《首都之春》的長卷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這幅卷長近46米、高0.6米的長卷在中國畫中實屬罕見。這幅畫在繪制完成之后也很少展出,更顯“神秘”。記者采訪了北京畫院展覽部主任薛良,了解這幅罕見長卷之始末。

  長卷《首都之春》于1958年11月開始,由北京畫院的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鏡涵、松全森六位畫家合作進行創作。到1959年6月,歷時7個月,畫家們完成了這幅“卷高二尺三寸五分,長一百三十八尺二寸(合縱高67.6厘米,橫長4560.6厘米)”的巨型長卷。

  根據長卷卷尾的題跋可知,這幅作品所表現的內容由東向西分“通縣、八里橋土高爐群、熱電廠、天安門、柳浪莊人民公社、頤和園、石景山煉鋼廠、豐沙線及官廳水庫九大段”,繪制者們希望“從各個方面將首都活生生的事實、蒸蒸向榮的景象表現出來”。畫家們創作這一作品的目的正在于“向偉大祖國十周年的國慶獻禮”,這正是創作者們的“衷心所感,為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情”。

  薛良介紹說:“在這幅長近46米的畫卷中,畫家們用畫筆記錄了首都北京的名勝古跡、市民生活、大煉鋼鐵運動、工業建設、部分新中國十大建筑、人民公社、鐵路建設、水庫建設等場景。其中既有現實景觀的精心描繪,又有社會運動、人民生活以及工業建設場景的真實記錄,堪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首都北京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本次展覽現場的介紹顯示,《首都之春》完成后的第一次展出是在北京中國畫研究會主辦的“首都第五屆中國畫展覽會”。該展于1959年6月22日在北海公園畫舫齋舉辦,當月28日的《人民日報》對其進行了報道。著名作家老舍也參觀了那次畫展并撰寫了評論文章,文中這樣評價《首都之春》:“這幅畫是近幾年來首都的山水畫家革新嘗試的初步總結。”

  1960年4月18日至5月5日,北京市文聯與中國美術家協會江蘇分會在江蘇省美術館聯合舉辦“北京中國畫展”,展出作品130件,其中就包括長卷《首都之春》。這次展覽之后,著名畫家傅抱石也撰寫了文章,稱贊其“論篇幅,應該是世界畫史上最長的一幅”,“其描寫的具體環境,包括得如此遼闊、如此豐富,據我所知,怕也是中國畫史上找不到先例的”。

  在此之后,這幅畫就很少進行展出,僅以局部刊載的形式先后幾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美術》雜志等報刊上。1962年10月,河北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首都之春》同名畫冊。

  時隔一甲子,《首都之春》再次亮相京城。開幕式當天的展覽現場,這幅作品被完整展示出來,各個年齡層的觀眾在畫前長久觀看。年紀大一些的似乎在回憶當年,而年輕一些的觀眾則通過這幅作品一窺60年前的首都樣貌。

  根據展覽現場介紹可知,1958年11月,北京中國畫研究會與北京中國畫院成立了國慶獻禮創作領導小組。創作領導小組會議決定成立專題創作小組,其中就包括“我們的首都——北京”(暫定名)長卷創作小組,由古一舟、惠孝同負責。現在已經發現的文獻中并無關于這一長卷分工的詳細記錄,但展覽現場的文字說明還是對畫家的分工進行了推測:

  周元亮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水庫題材著名,他的作品《官廳水庫》曾入選第三屆全國美展。1958年,周元亮創作《我們一定要把水庫修好》并參加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第四屆展覽會。因此,周元亮繪制官廳水庫段應是可以確定的。

  另一個基本能確定的分工信息是何鏡涵負責繪制頤和園和古建筑部分。1953年3月,何鏡涵創作《頤和園小景》,該作品在1954年7月的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第二次展覽會中獲得二等獎。1956年,何鏡涵創作的《頤和園寫生全景》被北京市收藏。從目前可見的一張何鏡涵繪制的頤和園素描來看,其與《首都之春》中頤和園的部分(下圖)如出一轍。

  另外,陶一清于1958年創作的《春到豐沙》曾參加了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造型藝術展覽會”,這幅畫與《首都之春》中豐沙線部分有許多相似之處。由此也可以推測,長卷《首都之春》的豐沙線段應是陶一清所作。

  薛良介紹,從六位畫家的生平簡歷來看,此次創作人員的構成是一種“5+1”的組合模式。六位畫家中,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鏡涵、松全森五位都是地道的北京人,而古一舟則是山西省運城人,年輕時便投身抗日武裝斗爭,曾轉戰于晉東南地區。1949年之后,古一舟才來到北京,之前并沒有長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經歷。

  另外,惠孝同、周元亮等五位畫家多是“中國畫學研究會”或“湖社”等傳統中國畫社團的組織成員,惠孝同甚至還是“湖社”的創始骨干,這些美術社團基本上以延續傳統精神為宗旨,說明這五位在藝術風格上屬于較為傳統的中國畫家。而本身就不是北京人的古一舟則又與他們不同,在抗戰時期,古一舟的藝術經歷是跟隨“抗敵演劇隊”學習,并擔任舞臺美術設計。也就是說,古一舟在新中國成立前是很少接觸到中國畫創作的。

  如此看來,古一舟在六位畫家中顯得尤其特殊,而根據薛良的研究,古一舟不同于其他五位畫家的經歷在《首都之春》的創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前文所述,《首都之春》是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作品,旨在反映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都北京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畫作的服務對象也由原來的文人士大夫(在古代,長卷、手卷作品往往是文人在幾案上把玩、研究的對象)轉向普通的觀眾,在觀賞方式上也轉變為公開的展覽。

  這些轉變對于中國畫家來說其實是一種挑戰,這就需要“具有革命經歷又對工農兵審美需求有所了解的美術家領銜,對創作主題進行把控并介入到合作中”,結合古一舟此前的革命經歷不難發現,他的加入會對《首都之春》創作起到積極的引導性作用。薛良認為,正是這種“5+1”的組合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首都之春》的成功。

  根據展覽上的說明文字以及北京畫院收藏的中國書畫研究會內部通訊刊物《國畫通訊》中的內容可知,在《首都之春》創作開始之前,畫家們為了在畫作中反映新時代已經進行了大量寫生,進行素材的積累:

  “20世紀50年代,國畫研究會多次組織畫家外出寫生,其中多處寫生地點安排在北京市區和京郊。1955年研究會組織會員進行分組寫生,分別到頤和園、陶然亭、豐沙線珠窩站及斜河澗站寫生。1956年,研究會組織會員前往京郊金山、鶩峰、官廳水庫、雁翅、色樹、香山、碧云寺、臥佛寺、植物苗圃等地寫生。1957年,研究會組織會員前往西郊香界寺、八大處進行風景寫生。1958年,寫生活動達到高潮,是年1月,研究會與北京美術工作室聯合組織會員51人去往南苑區參觀修渠工作并寫生。3月,研究會與中國美協、北京中國畫院、北京市美工室聯合組織分兩批前往十三陵水庫工地參觀寫生,并安排會員參加了臨時勞動。7月26日,研究會組織會員15人前往懷柔水庫參觀寫生。8月下旬,研究會分別前往盧村五一農業社、頤和園、門頭溝、玉淵潭、紫竹院、八大處、香山碧云寺、陶然亭、天壇等處寫生。8月,研究會組織會員十余人兩次前往石景山鋼鐵廠參觀擴建工程并進行寫生。”

  實際上,畫家合作創作長卷、手卷的行為古來就是文人間的雅事,輕松灑脫。但在20世紀中葉,在經歷了風雨劇變的中國,這樣的合作長卷展示出了別樣的力量。薛良介紹,在這一時期,還有其他一些畫家合作繪制的長卷:“例如畫院山水畫組(胡佩衡、關松房、惠孝同、周懷民、吳光宇、林冠明、郭傳璋合作)繪制的《岱宗旭日》,以及畫院花鳥畫組(王雪濤、洪怡、屈貞、徐聰佑、于非闇、溥毅齋合作)繪制的《松柏常青》,都是當時獻禮的作品。這種集體合作畫的創作模式相較于以往已經有很大程度的改變,以往隨意灑脫、自由輕松的文人雅集、筆會交流被認真嚴謹的創作討論所取代,而且成為之后合作畫創作方式中的最主要形式。”

  薛良最后說:“我們可以從這些筆觸中,感受到藝術家們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對于新社會的憧憬與理想。”

  本報記者 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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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袁新雨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天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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